第五卷 第五章 第二节
既得利益，法律的最大客户
上一节讲立法者从哪里来、民怎么制约他。可法律运作的现场，还站着一群比立法者更持久的人，既得利益方。前面几节讲的立法、普法、律师、立法者，都是法律体系正面的环节，可每一个环节里，都站着一个在其中获益的人。这一节讲既得利益，讲这本书早在第四卷就立过的一个位置，法律真正的最大客户，是谁。
一、既得利益方，不是某个坏人，是在法律制度里获益的所有人
立法机构里，有利益团体的代表；司法系统里，有律师、法官、法院的人靠法律吃饭；监狱、警察、保安，也都是法律体系里的既得利益方。这些人加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常驻在法律的现场，而普通公民只是间歇性地出场。
这一句话，就悄悄决定了法律真正的客户是谁。一家店，天天来的老主顾，和一年才进一次门的过路客，店主更在意谁，不难想。法律这家店也一样，天天守在立法、执法、司法现场的那群人，和一辈子进不了几次法院门的普通人，法律这套机器更贴着谁转，一目了然。
请留意，这里说的既得利益方，多半不是坏人。一个靠办案吃饭的书记员，一个替企业审合同的律师，一个守着监狱的狱警，都只是在过自己的日子。可他们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张日日守在现场的网，而普通人只是这张网偶尔捞起、又放回去的过客。
二、老子一句，点出既得利益的本相
公元前约五百年，老子那句，前面引过。
「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
把不足的拿走，供奉给有余的，这是人之道。既得利益方，说穿了就是＂有余＂的那群人。他们已经占有了足够的资源，最想要的，是把这份占有维持下去。法律，对＂有余＂的人来说，就是一件维持现状的工具，他们会用尽办法，让法律替他们把现状守住。
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的错觉。人们常以为，最想改法律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其实反过来，最想让法律＂别动＂的，恰恰是他们，因为现状已经站在他们这一边。真正盼着法律改的，往往是被现状压着的那群人，而这群人偏偏最没力气去改。
三、最要紧的既得利益方，是三类人
从宽了说，凡在现有法律体系里有所获的，都算既得利益方。可论实际的影响力，最要紧的是三类。第一类，立法和执法机构里的人，他们直接制定、执行法律，对法律有最直接的影响。第二类，法律专业人士，律师、法官、法学教授，他们用专业解释法律，话有权威。第三类，在法律保护下获得巨大财富或权力的人，他们有资源去影响立法，利益也最大。
这三类人，利益指向是一致的，就是维持现状。妙就妙在，他们根本不用互相串通，就能自动汇成一股维持现状的力量。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合起来，就把整个结构稳稳托住了。这正是它最难对付的地方，你找不到一个可以问责的主谋，因为压根没有主谋，只有无数各自打算盘的人，恰好把算盘打到了一处。
四、这三类人，各自在维持什么
立法和执法机构里的人，要维持自己的位置、扩大自己的权力。法律越复杂，执法的选择空间就越大，权力也就越大，所以他们有动力让法律越来越繁。一条简单的法，执法者没多少余地；一条复杂的法，怎么解释都行，余地就大了，余地就是权力。这一层最不易察觉，因为它不必写进任何一条法条，它藏在＂解释的空间＂里，法越繁，这空间越大。
法律专业人士维持复杂这一层，上一章讲律师时已经讲透，这里只点一句，法律越难懂，越离不开他们，简化法律对这个行当几乎是灭顶之灾，所以整个行当都天然反对＂把法律讲简单＂。
在法律保护下获益的富商权贵，要维持自己的财富和权力。法律在保护他们的财产、契约、继承的同时，也在约束普通人。法律让一些人可以合法地垄断，可以合法地压低工价，可以合法地绕开税负，这些都是＂法律为有余的人服务＂的样子。他们会用游说、捐赠、舆论引导种种方式影响立法，目的只有一个，让法律继续为他们说话。这三类人的日常工作，就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的结构，他们未必是坏人，甚至可能真心相信自己在做＂对的事＂，可他们站的那个位置，决定了他们会自动维护现状。
五、他们的力量有多大，看一眼立法现场就明白
一部新法律起草时，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表都围着立法者说话。企业协会、律师协会、法官协会、房地产协会，都有专门的说客、法律顾问和充足的预算，定期做游说。普通人在哪儿。在工厂、在田里、在办公室，没有时间去参加立法听证。偶尔去一两个，既没组织、又不懂那套专业的表达，声音很快就淹没在一片专业代表的声浪里。这不是谁把普通人硬赶出去了，是这场博弈的门票，本就用时间、组织和专业砌成，普通人天生付不起这张门票。
于是立法的结果几乎注定，法律总是倾向于对既得利益方有利。企业法、税法、劳动法这些直接关系到既得利益的地方，正是他们最活跃的战场；而那些本该保护普通人、保护弱者的法律，在立法时常被削弱、被妥协、被搁置。这里头不必有谁存心害人，是声音大的那一方赢了，如此而已。
这一层，套一句大众的老话最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在立法现场，会哭、哭得响、天天守在门口哭的，是那几类既得利益方，普通人连哭的门都难进。奶水就这么多，谁在场、谁声大，就分给谁。
六、司马迁一句，把这背后的动力摆平了
公元前约一百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写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天下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都是为着利。司马迁不评这是对是错，只把这层人之常情摆出来。追逐利益本是常情，可一旦既得利益方拿法律来维持、扩大自己的利，法律的中立就被悄悄破坏了。
这股维持的动力，是自动生出来的，不需要谁在背后策划。律师靠法律的复杂拿收入，他就自动维持复杂；执法者靠权力吃饭，他就自动让法条繁起来；富商靠法律护住财富，他就自动去影响立法。更麻烦的是，这结构还会自我加固。法律越复杂，普通人越用不起，越用不起就越得依赖既得利益方，普通人一打官司就得请律师，律师赚了钱就更有动力维持复杂，一圈下来，结构越箍越紧。这就是为什么一套制度一旦成形，就极难撼动，不是因为维护它的人坏，是因为现状对他们有利。
七、这是既得利益最深、也最难看穿的一层
它不是明目张胆的压迫，是结构性的倾斜。既得利益方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坏事，他们只要做好本职、守住自己的利益，法律就自动向他们那边倾。这种倾斜，比任何一次有意的恶行都更有威力，因为它是无形的、自动的，藏在＂大家都在正常工作＂的表象底下，很难被指认。
前几节给过的办法，普法、请律师、选举、制衡，看着都能对付它，可每一样都有个隐藏的前提，普通人得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去用。而普通人恰恰缺的就是这个。要普法，得有时间去学，普通人在为温饱奔命；要请律师，得有钱，普通人没钱只好放弃；要监督、要发声，得有平台，普通人没有媒体没有组织。于是这些看似给所有人的保障，最终也多半只有＂有余＂之人用得上，循环就这样自我强化下去。所以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看清哪一个坏人，是看清这张没有坏人的网，它没有主谋，却比任何主谋都更难拆。
八、这一节立的位置
这一节立第十五层，既得利益方是法律的最大客户。他们常驻立法现场，声音最大、力量最强，所以法律自动倾向于为他们服务。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是结构，只要＂有余＂和＂不足＂这样的分化还在，法律就自动会往＂有余＂那边偏。第四卷讲政治制度时，就立过既得利益这一层，到了法律这里，它换了个场子，本相却一模一样，法律成了既得利益方守成的第一工具。
看清这一层，不是叫读者对法律绝望，是叫读者别再天真地以为法律天生中立。法律的中立，从来不是自动保住的，是要靠一股股力量，逆着这股倾斜往回顶，才勉强维持得住。往后看任何一部法律，都可以问一句，起草它的现场，站着的是哪几类人，普通人在不在场，答案往往就写在这部法律最后偏向了谁。
下一节，弱者怎么办，大众的几种自救。既然法律自动倾向＂有余＂之人，＂不足＂之人就得另寻活路。历史上，弱者有过哪几种选择，逃避、抱团、转向自律、暴力反抗、修养自身，每一种都有代价，也都有收益。读者读的时候，不必问哪一种最好，只问对自己这个位置，哪一种最合适。请读者带着既得利益这根位置，走进下一节。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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