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学期 第十一章
工厂，自由的劳动者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从一个终于真的离开了土地、走进城、走进一间叫工厂的屋子的人起：他自由了，可他一天要站十六个钟头。这个人就是这一章的起点，因为上一章他还被绑在土地上，这一章问一个课本不问的问题，他为什么走，然后跟着他走进那扇工厂的门。
这一章分三节。
第一节拆掉课本上 ＂农民因为城里有活干才涌进城＂ 那套说法，指出它漏掉了 ＂他为什么要走＂，因为要不是乡下活不下去，没人愿意抛下祖辈的地去住贫民窟、去危险的厂里干活。让乡下活不下去的是圈地：它用法律的手段把公有土地，也就是穷人脚下最后一块板子、最后一份恒产，变成私有，整个十八到十九世纪初四千多个议会法案圈走了四分之一以上的耕地，没有一个凶字，跟周代那本册子、罗马那条条文是同一副冷静规整的手，只是把一村人脚下的板子抽走。被赶走的人要么饿死、要么变成流民被以 ＂游荡罪＂ 塞进监狱（先抽走他的地、再关起来，罪名是他在游荡），要么进城填满新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不是巧合。工厂制度要转，得有两个前提，集中的资本和手里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而圈地一举把两样都备齐，土地凝成资本、村民变成劳动力。这一卷守住分寸：这不是控诉、是结构描述，圈地是让渡关系从共享公地转到私有加劳动力市场的一道法律机制，无所谓善恶、是偽在那个时代的样子，它什么也不占有、只是抽掉你脚下的板子再开一扇门请你自己走进来，工厂从来不是自愿走进去的、是别的路都堵死后剩下的唯一一条。
第二节跟着他走进那扇门，把1842年那份报告摊开：一天十二到十六个钟头、一周六天、一年五十二周，1833年工厂法头一次设上限、还只管纺织业的童工，所以工时强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农奴制，工人整周都属于雇主，而农奴的劳役租只占三天。用孩子是因为账划算：工钱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身量小能钻机器和矿巷、好管、济贫院有的是孩子可成批承包，没有一条是恨、每一条都是精打细算，那道位置不需要坏人、只需要一本算得很清楚的账。报告里那个开门童工，五到十岁独自坐在漆黑的通风门旁十二个钟头，一个五岁的孩子作证说他怕黑、可不干要挨打，这不是本书在挥笔、是报告上的字，而且不是个别，矿里十岁以下童工约百分之五，纺织厂童工超过一半。用这一卷的尺量：法律上不是奴役、父母是自愿送进去的，可实质上那道机制从五岁就在发生，而 ＂自愿＂ 的另一头是全家饿死，一个成年男工十五先令养不活一家、一家四口最低要二十到二十五先令，于是妻子孩子都进厂，十五加七加三是二十五、刚好够、一分不多，这就是那个五岁孩子为什么在井下。
第三节把 ＂有权说不＂ 和 ＂有本钱说不＂ 彻底分开。工人的自由是真的，他不再是财产、有姓名、有诉讼权、能当面签合同，这是几千年来头一回人不再被绑在人身上、也不再被绑在土地上，这一卷一个字也不打折。可这个自由的人手里没有地、没有工具、没有存粮、只会站在机器前那一件事，家里还有等着开饭的一家人，于是老板要他每天白加两个钟头时，他有权说不、而门外站着五十个等他这个位置的人，他自己说了 ＂好＂，一个自由人说出的 ＂好＂。这把尺是：形式上的自由是他有权说不，实质上的自由是他有本钱说不，那本钱就是脚下那块板子、手里那点余地，而一张写着自由的纸接不住一个脚下没有板子的人。这是偽最漂亮的一次演化，四步脱皮到工厂连租也不收、只发一份刚够工人活着来上班的工钱，把维持一个人活下去的责任从收的一方甩给出的一方，把最后一条命脉也断了、只剩一张工资单。而工厂主也不是那个坏人，他被竞争、利润、股东逼着走，命捏在市场手里、就像开篇那位主人的命捏在厨子手里，主位也是制约、而且更重，奴隶主也是奴。那几个数字是这层皮最后的样子：工人的劳动只换来活着，地下室挤一百人，霍乱死掉几千人，某工业城工人平均预期寿命十七岁、成年后也只有三十到四十，而乡下务农的约三十八、上流社会约六十，进厂的人寿命比在乡下种地的少了一半，这就是那张写着 ＂自由＂ 的纸兑现之后的样子。
这就是这一章交到你手上的方法。当一个人纸面上自由、实际上走不了时，别停在那份自由上，去看他脚下那块板子、去看门外那五十个人。你带走的，是 ＂形式自由对实质自由＂ 那把尺，和这层皮底下那句话：一张写着自由的纸，接不住一个脚下没有板子的人，一直带到今天那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末（是几代人一寸一寸争回来的），带到手机上那个 ＂本月应还多少＂ 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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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