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二章 第二节
法不治众
上一节讲了法律必经人情，因为人是活的。可人情能解决一切吗，不能。这一节讲＂法不治众＂这句话。当犯法的人数超过法律的执行能力，法律就治不了。这不是法律的失败，是法律作为人造工具的天然边界。和＂法律不外乎人情＂一样，这是另一句被主流法学瞧不起、大众却都懂的老话。
一、这句老话，头上也压着两层偏见
＂法不治众＂，大众也讲了几百年，同样找不到最早的出处，是在实际生活里慢慢传出来的一句话。可它听起来更像一句无奈的真话，法律治不了多数人，多数人一起犯了某件事，法律就执行不下去。
主流法学界对这句话同样不喜欢。现代法学的核心是＂法律的普遍性＂，法律应该一视同仁，不论犯法的是一个人还是一千个人，都该按同样的标准追究，否则法律就失去了权威。这一节要把这句话从两层偏见里搬出来。第一层偏见，把＂法不治众＂读成＂法律的失败＂，好像这是一个本不该存在、需要被克服的毛病。第二层偏见，把＂众＂和＂群众＂混在一起。这里的＂众＂，不是＂人民群众＂，是＂犯法的多数＂，两个＂众＂，位置完全不同。
把这两层偏见放下，这句话本身的位置立刻就清楚了，它讲的不是一句泄气话，是一条客观的边界。
二、＂法不治众＂讲的是一个客观事实，执行能力有天花板
法律的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执法者的人数有限，法院的审案容量有限，监狱的床位有限，警察、法官、律师所有这些位置加起来，能处理的案件数量有一个天花板。
举一件最日常的事就明白了。一个十字路口，几个交警，平时管几个闯红灯的人绰绰有余。可要是高峰时候上千人一起闯，几个交警连拦都拦不过来，更别说一个一个开罚单。法就在那一刻治不动了，不是法写得不对，是人手到了头。把这一幕放大到一座城、一个国，道理一模一样。犯法的人一旦多过这个数，法律这台机器就转不动了。这不是法律的失败，是法律作为＂偽＂的天然边界，工具有它的容量上限，超过上限，工具就用不动了。
这一层，古今中外都一样。再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同时追究的人数也有一个尽头，这个尽头，就是＂法不治众＂那道看不见的墙。墙这边，法律追得过来；墙那边，法律就只能干瞪眼。
三、老子早看穿，法令越多，反而凭空造出违法者
公元前约五百年，老子在《道德经》里那一笔，前面引过。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法令越多、越细、越严，盗贼反而越多，为什么。因为法令一多，＂违法＂的范围就在扩大，本来不算违法的事，加一条法令就变成违法了。本来一万个人里只有一个违法，加一条法令，可能变成一百个，再加一条，可能变成一千个。
打个比方就清楚。街边小摊摆了几十年，没人说违法，某天加一条法令，无照摆摊算违法。第二天一早，几十年的守法小贩，一个一个全成了＂违法者＂。摊还是那个摊，人还是那些人，事也还是那件事，变的只是头上多了一条法令。违法的人数，不是因为谁变坏了才涨上去的，是被新立的那条法令一笔点出来的。法令立得越密，凭空多出来的＂违法者＂就越多，多到一定数，法就治不过来了。这是数学层面的必然，不是谁心肠变坏。
立法令的人常以为，多立一条法就能少一分乱，可算到底，多立一条法，往往只是多划出一批违法者，真正害人的那些事，未必因此少了一件。
四、孔子的答案，是让纠纷少，不是让法律多
公元前约五百年，孔子讲过另一句，前面也引过。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论语·颜渊》
审案子我和别人差不多，但我真正追求的，是让纠纷压根不发生。孔子明白法律的天然边界，所以他要的不是＂更多更好的法律＂，是＂更少的纠纷＂。纠纷不发生，法律就不必动用。老子和孔子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两位都看穿，法律是工具，工具有边界，最高境界不是把工具做得更大，是让群体活在工具不必动用的位置上。
五、秦末的样本，天下苦秦久矣
公元前约一百年，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段，把＂法不治众＂写得最透。
「天下苦秦久矣。」【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吴广带着九百戍卒去渔阳戍边，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按秦法失期当斩。继续走，失期被斩；不走，也是死。司马迁记下陈胜对吴广讲的话。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逃跑也是死，起事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不如为国而死。这九百人一句话起事，几个月内天下响应，秦朝迅速崩盘。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秦法严密、繁细、动辄连坐。秦法本是为了让秦国从弱国变强国，它做到了，秦国统一了天下，可统一之后秦法没有调整，继续用治弱国的严法去治大一统的天下。结果是，本来不违法的人被新法变成违法的人，本来违法不多的人被严法变成违法很多的人，到秦二世时，违法的人已经多到法律治不动了。
陈胜吴广只是点了一根火柴，火药，是秦法自己堆起来的。司马迁不评论，只把这一段写出来，让读者自己看清，法律有它的天然边界，立法者一旦推过这条边界，倒的不是法律，是整个政权。
六、历代末年，演的几乎是同一出戏
秦朝是这层位置最朴素的样本，却不是唯一的样本。隋末、唐末、元末、明末、清末，每一次＂天下苦某久矣＂，后面跟着的都是一次＂法不治众＂的爆发。
这几个朝代的末年，路数几乎一样。先是法令一年比一年密，赋役一年比一年重，本来安分守己的农户，被一道道新规逼到违法那一边。守法活不下去，违法又是重罪，千千万万人被挤到＂横竖都是死＂的墙角。到这一步，再多的官、再严的刑也按不住了，因为要按住的，已经不是几个盗贼，是大半个天下。每一次改朝换代，背后都站着同一条规律，不是新主比旧主高明，是旧主把法律推过了它的边界。
看历代兴亡，若只看成天命轮回、气数已尽，就看漏了这条最实在的规律。真正把一个王朝推垮的，往往不是外敌，是它自己一年年加密的法令，把太多本分人逼成了没退路的人。
七、黄宗羲的一句话，把立法者的眼睛拨正
约在一六六〇年前后，黄宗羲在明末清初写过一笔。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天下的治乱，不在某一个王朝的兴亡，而在万民是忧是乐。这一句套到＂法不治众＂上，立法者若只关心＂我的法律能不能执行下去＂，看到的是＂法不治众＂这个麻烦；立法者若关心的是＂万民的忧乐＂，看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活在违法的位置上＂，他会去调整造成这种位置的根源。
调整根源，可能是减税，可能是修法，可能是改变执行方式，可能是承认某一类＂违法＂本来就不该是违法。但绝不是用更严的法律去压制更多的人，那样只会把＂法不治众＂推向爆发。黄宗羲看着明朝崩塌、清朝立国，他对法律最深的这一层观察，和老子、孔子、司马迁是同一脉。
八、把镜头转到西方，美国禁酒令是一次完整的样本
一九二〇年前后，美国实行了著名的＂禁酒令＂。一九一九年，宪法第十八修正案通过，全国范围内禁止酒类的生产、销售、运输。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想减少酗酒造成的家庭暴力、犯罪、贫困。
可实际运作起来，普通老百姓继续偷偷喝酒，私酒贩子遍布全国，黑帮借机壮大，警察和地方官员大量受贿，法院案件爆满。到一九三三年，美国不得不通过第二十一修正案，把禁酒令废除。这部法律执行了十三年，结果是把违法的人推到了几乎全社会的程度，黑帮坐大，警察腐败，最后立法者自己撤了回来。
这就是西方版的＂法不治众＂，和秦朝的＂天下苦秦久矣＂，结构上完全相似。老子两千五百年前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得到了一次完整的印证。秦这样摆，美国也这样摆，尺是同一把，读者自己看，不必分谁高谁低。
九、这一节立的位置
这一节立第六层，法律有它的天然边界，超过边界，不是法律的失败，是立法者的失败。立法者的责任，不是把法律立得越多越严越好，是让法律落在它能运转的边界内。多数人都活在违法位置上的群体，是没办法靠法律来治的，只能靠调整造成这种位置的根源来治。
知道法律的边界，是立法者最深的一层智慧。不知道这条边界，一味把网织密、把刑加重，就是亲手把法律往＂法不治众＂那一天推。
怎么算知道边界，说穿了就一条，立一条法之前，先掂量一下，这条法会把多少人推到违法那一边。若只碰着极少数真正害人的人，这条法就立得稳；若一立下去，半数人转身都成了违法者，那这条法不是在治乱，是在造乱，趁早收手。
老子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孔子讲＂必也使无讼乎＂，司马迁讲＂天下苦秦久矣＂，黄宗羲讲＂万民之忧乐＂，大众讲＂法不治众＂，两千多年，同一根脉，说法不同。这一节不是鼓励＂法不治众＂，也不是批判＂立法过度＂，是让读者看清法律作为人造工具的天然边界。往后读到一条新法律，请自己看，这条法会影响多少人，这些人里会有多少被推到违法的位置，推到尽头会不会撞上＂法不治众＂那道墙。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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