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五章 第一节
立法者从哪里来，选举、任命、世袭、自封
前面几节讲了法运作里的强弱、普法、律师。可还有一个更源头的问题没问，立法者本身是怎么来的。立法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某个群体里的某个成员，以某种方式，坐上了＂立法＂这个位置。而这个＂以某种方式＂，恰恰决定了他后来会为谁立法。被群体真心托起来的，立的法更近群体的需要；被一小撮人推上去的，立的法更近那一小撮人的需要；自己抢上去的，立的法首先为他自己保位。
一、管子一句，把立法者和民心的关系摆下了
公元前约七百年，管子写过一句，是全书的题眼之一。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管子·牧民》
政之所以兴，在顺应民心；政之所以废，在违逆民心。管子讲的不是道德，是结构。立法者顺民心，民就拥护；违逆民心，民就离散。任何立法者，无论怎么来的，都躲不过这一条。
可管子自己也清楚，这句话讲完，问题还没完。民心是什么，民心里有多数人的心，也有少数人的心；有＂有余＂之人的心，也有＂不足＂之人的心。立法者顺的是哪一部分民心，本身就是一次选择，选择为谁立法。而这次选择，多半不由立法者的主观愿望决定，由他站的那个位置决定。
二、立法者的来源，无非四种
第一种，世袭，父死子继，位置在家族里代代传。第二种，任命，上一级把位置交给下一个人。第三种，选举，群体成员通过投票或举荐，选出代表整个群体的人。第四种，自封，自己有了力量，就自己宣布自己是领导。
世袭最稳，因为继承者从小在权力中心长大，对这套系统最熟；可它的毛病也最直接，父亲是明君，儿子可能是昏君，一旦如此，民就遭殃。任命常见于官僚系统，利于层层节制，可被任命的人，第一责任是对上负责，不是对下负责，升迁看上级脸色，不看民众满意，于是天然倾向讨好上级。
选举让民意最直接地进入选择，被选出来的人多少知道位置是民给的，对＂顺民心＂有最直接的动力；可它也容易流于众议、容易被煽动。自封最粗暴，多见于战乱或权力真空，自封者自己也清楚手里只有暴力、没有认同，所以往往用更严厉的手段维持统治。
三、四种都有毛病，但可以按一个尺子排一排
世袭靠家族的能力传承，任命靠上级的公正判断，选举靠民的理性，自封靠武力的压倒。没有哪一种，能保证立法者一定为民立法。
可换一个角度，这四种能用一个尺子量，就是立法者上位时，民参与了多少。世袭，民完全没参与，位置在家族内传；任命，民也没参与，位置在权力阶层内传；选举，民全程参与，直接投票或举荐；自封，民既没参与也没发言，位置被强者直接拿走。按这把尺子，选举最接近＂顺民心＂，世袭、任命次之，自封最远。
可这不等于选举就一定产生为民的领导。人一旦被选上、坐稳了位置，权力的本性就开始显形。权力的逻辑是自我保护、自我扩张，和＂为民＂的逻辑反着走，所以哪怕是选出来的人，掌权久了，也很容易一点点背离当初把他选上来的民。
四、陈胜一句话，问到了权力最深的底
公元前约二百年，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里记下陈胜那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史记·陈涉世家》
王侯将相这些高位，难道是天生就有的吗。陈胜一句话，把＂权力不是天授的，是人夺的＂这层底掀开了。这层一旦被看穿，就再没有人肯乖乖信＂我命由天＂那一套，起义、造反、改朝换代，从此成了常态。
可司马迁不评这是对是错，他只把后来的事一并摆出来。陈胜起义推翻了秦，自己建张楚，用的还是秦那套严刑峻法；汉朝推翻张楚，开国时承诺宽刑轻赋，到汉武帝手里又是严刑峻法。每一次推翻，看着都像在追求更好的制度，可推翻完了，新权力用的那一套，往往和旧权力一模一样。因为位置的逻辑，就是权力的逻辑，这逻辑不会因为换了个人，就自动改。读者读到这里，自己就明白，光换人，换不掉位置的本性。
五、孟子给了民最后一张牌，可这张牌很难打
公元前约三百年，孟子讲过更硬的一句。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孟子·尽心下》
听说过诛掉独夫商纣，没听说过弑君。孟子的意思是，一个君主若违逆民心太远，他已经不配叫君，民就有权推翻他。这是民手里最后一张牌。
可孟子自己也承认，这张牌极难打出去。因为＂民＂本身是散的，＂有余＂之民和＂不足＂之民，利益不一致，很难拧成一股绳，所以哪怕民心再不满，也难组织起真正的推翻。倒是＂有余＂之人，有资源、有组织、有共同利益，更容易联起手来。于是现实里，真把旧权力推翻的，往往不是全体民，是另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上位后，自己成了新的权力，位置只是在强者之间换了个手，普通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
六、那有没有办法，让立法者真对民负责，古今中外都讲两条
第一条，民的日常监督。立法者知道民在看着他、随时会表达不满，这份＂看＂和＂说＂，就是一股持续的压力。中文世界古人讲＂民为贵＂＂民本＂，讲的就是这一层；近代以来讲言论、讲舆论监督，讲的也是同一件事，民要有声音，声音要能被听见。
第二条，民的终极制衡。若立法者完全无视日常监督，民还有最后一手，选票或力量。选举制里，民可以在下一次把他选下去；非选举制里，历史上则表现为起义。
中文世界古代没有选举，却有＂天命论＂，君主做得太差，天会示警，民便可反，这其实是把民的终极推翻权，说得隐晦了一些。西方近代把制衡明写进宪法，美国宪法里关于民众持械的那一条，也常被理解为，万一政府背弃人民，人民保有最后的反抗之力。天命论也好，写进宪法也好，逻辑是同一件事，只是一个含蓄，一个直白，这里只并排摆出来，不论谁高谁低。
七、所以关键不在立法者怎么来，在民有没有真办法制约他
一个世袭的统治者，若民有充分的声音和力量，他也不得不对民负责；一个选举出来的领导，若民没有声音、没有力量，他照样会忽视民。所以真正要紧的，不是立法者从哪条路上来的，是他坐上位置之后，民手里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东西去监督他、制约他。
这一层把很多争论拉回了地面。人们常争哪种上位方式最好，争到面红耳赤，却容易漏掉更实在的一问，不管他怎么上来的，民能不能让他听见、能不能在必要时换掉他。这一问答不好，方式再漂亮也是空的。
八、可这里藏着最深、也最让人不安的一层，声音和力量，本就分布不均
＂有余＂之人，天然有声音。他们有资源办媒体、办报纸、结交能说得上话的人，他们的声音，自动就传进了权力中心的耳朵。他们也天然有力量，有钱、有组织、有和权力的直接往来。所以对＂有余＂之人来说，哪怕法律不写＂言论自由＂，他们的声音也早在那里；哪怕法律不明说，他们的分量也早已能压住几分权力。
＂不足＂之人，恰恰相反。他们没有资源办媒体，没有平台发声，说了也少有人听；他们也没有金钱组织、没有实际的分量，法律上就算写着民可以制约权力，真到用时，他们也使不上劲。
于是＂言论自由＂＂制衡权＂这些看着是给全体民的东西，实际最用得上的，往往还是＂有余＂之人。这不是说这些权利不该有，恰恰相反，它们很珍贵，可若不同时想办法让＂不足＂之人也真有声音、真有分量，这些权利就容易在无声中，变成＂有余＂之人手里更趁手的工具。文字写得很公平，落到人身上，分布却很不公平，这是法律制度最隐蔽的一层。
九、这一节立的位置
这一节立第十四层，立法者从哪里来，决定了他的初始位置，可一旦坐上位置，所有立法者都撞上同一个问题，怎么对民负责。答案是两样，民的声音，民的力量。可这两样，天生分布不均，＂有余＂之人声音大、力量强，＂不足＂之人声音小、力量弱。所以哪怕立法制度设计得再周全，名义上把＂言论自由＂＂制衡权＂给了每一个人，真能充分用起来的，往往还是＂有余＂那一拨。
这一层不是要读者否定选举，也不是要读者否定言论自由，这些都是好东西，值得珍惜。这一层要读者看清的是，光有写在纸上的公平还不够，还得问一句，这份公平落到＂不足＂之人身上，兑不兑得了现。看往后任何一套＂给了民权利＂的制度，都拿这一问去量，就不会被纸面上的漂亮字唬住。
下一节，既得利益，法律的最大客户。前几节讲的立法、普法、律师、立法者，都是法律体系正面的东西，可每一个环节里，都站着一个在其中获益的人。既得利益方常驻立法现场，普通人只是间歇出场，这就决定了，法律真正的客户，到底是谁。请读者带着前几节立的位置，走进下一节。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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