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四章 第六节
法律改革为什么永远不彻底
法律改革为什么永远不彻底
第五卷 第四章 第六节
法律改革为什么永远不彻底
上一节看完弱者面前的三条路，接受、对抗、跳出，没有一条动得了框架本身。这一节看另一群人，改革者。他们不是弱者，是站在框架里面、强者阵营里的少数人，想把法律改得更好一点，想把分配改得更公平一点。这一类人，历代都有。但历代下来，没有一次改革彻底成功。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三位最大的改革家，三种不同的位置，三种不同的命运，但都没走出强者立法独占的根。为什么？这一节摆给读者看。
一、商鞅，成功的改革，失败的改革者。
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后来在秦国封商君，所以叫商鞅。生于公元前 390 年前后，卒于公元前 338 年，活了五十多岁。
秦孝公即位，想让秦国强大，发求贤令。商鞅从魏国来，三次见秦孝公，前两次讲帝道、王道，孝公听得打瞌睡。第三次讲怎么富国强兵，孝公膝行向前，听了好几天还不够。公元前 359 年，商鞅开始变法。
变法前，商鞅做了一件事，徙木立信。在国都南门立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百姓不信，没人动。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壮着胆子搬过去，商鞅当场赏了五十金。这一招，为的是立 ＂ 信 ＂ ，让百姓相信新法令是真的。商鞅深知，立法之前先要立信，法律不被信任，再好的法律也是废纸。
商鞅变法的核心，三条。一，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二，立军功爵、废世卿世禄，按军功授田授爵，不按血统。三，立连坐、立什伍、严刑峻法，把整个秦国拧成一架战争机器。这三条动了谁？动了旧贵族，他们世代享有土地、官位、特权，商鞅一改，他们的根被挖了。
新法施行第一年，太子犯法。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直接处罚，商鞅就处罚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位施以劓刑，一位施以黥刑。从此秦国上下不敢不守法。但这一招也埋下祸根，公子虔记恨二十年，孝公一死，立刻出来告商鞅谋反，这是商鞅最后遭难的直接导火索。
商鞅靠什么压住旧贵族的反扑？靠秦孝公。孝公在，商鞅在。公元前 338 年，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立刻翻案，下令缉拿商鞅。商鞅逃到边境想住客栈，店主按商鞅自己立的法，不收没有凭证的客人。商鞅叹一句。
「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史记·商君列传》
唉，立法的弊端，竟到了这个地步。最后商鞅被处以车裂，全家也被牵连。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虽遭车裂，商鞅的法没死。秦惠王、秦昭王，一直到秦始皇，继续用商鞅立的法，一百多年，把秦国变成战国最强，最后统一六国。这是改革史上最罕见的一个样本，改革者本人惨死，改革本身却成功。
为什么？因为商鞅动的是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动了之后，立刻有一批靠军功立起来的新贵族补位。新贵族成了秦国的主流，他们当然要保护商鞅立的法，因为这套法是他们的根。所以商鞅之死，不是改革失败，是旧贵族对改革者本人的报复，而改革已经把新强者扶上来，新强者要把成果保下去。
但摆位置看，商鞅 ＂ 成功 ＂ 在哪里？成功在他把哪一群强者立法这一根换了，从旧贵族换成军功新贵，而不是把强者立法这一根本身改掉。秦法继续偏向新强者，继续独占稀缺，继续制约弱者，只是独占者换了一批。弱者还是弱者，秦法严苛、连坐酷烈，农民的日子并不好过。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根上就是反这一套军功新贵立法独占的体制。商鞅改革，从强者立法独占的根上看，没动，只换了一批立法的强者。
二、王安石，失败的改革，孤立无援。
王安石，抚州临川人，生于 1021 年，卒于 1086 年，活了六十五岁。
王安石和商鞅完全不同。商鞅讲严刑、行事果决、不讲情面。王安石是文人，是宋代文坛领袖之一，唐宋八大家里占一席，性格刚毅，带几分书生气。他讲过一句话，后人称 ＂ 三不足 ＂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意变化不必怕，祖宗的法不必死守，别人的议论不必在意。气魄确实大，但也注定他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士大夫最讲祖宗之法、最看重公论、最敬畏天人感应，王安石一句话，把士大夫的三大根都否了。
但王安石也想改。宋朝到了神宗朝，已经出大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国库空虚，边患不断。1069 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主持变法。
王安石变法十几条，主要的，青苗法，春天农民缺种子缺粮，国家以低息贷出，秋天收回；免役法，把徭役改成出钱，国家雇人服役；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亩数征税；保甲法，把农户组织起来，农闲军训；市易法，国家在大城市平抑物价。每一条，动机看起来都好，结果却出大乱。
青苗法本意帮农民，结果地方官为完成贷款指标，强行摊派，农民不需要也得贷，秋天收不上来就抓人，反成苛政。免役法本意减徭役，结果出钱标准定得太高，很多农民出不起，还得回去服役。方田均税法本意打击隐田，结果丈量出来的好多是废弃盐碱地，农民被按好地征税，比不丈量还冤。市易法本意平抑物价，结果国家自己变成最大商家，挤垮中小商人。
为什么动机这么好，结果这么坏？王安石写过一首诗给自己写照， ＂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 ，他觉得自己是独自开放的梅花，孤高、清正、不与世同。但他忽略了，执行新法的不是他自己，是各级地方官和胥吏。这群人的位置是完成指标、保住乌纱，他们不在乎农民死活，只在乎指标。王安石立的法，动机再好，一交到执行层，立刻被执行层的位置扭曲，变成对农民的盘剥。
司马光看穿了这一层，写信骂王安石，说他放着完美的祖宗之法不用，专门搞害民的新政。苏轼也反对，上书一万多字列新法弊端，结果一路被贬到海南。欧阳修当年是王安石的伯乐，晚年看到新法害民，上书反对青苗法，被王安石一派打成 ＂ 流俗 ＂ ，气得辞官回乡。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是好友，因为变法闹翻一辈子。1085 年神宗去世，司马光回朝，立刻把新法全部废除，次年，王安石在江宁忧愤而死，再次年，司马光也去世。两位老友，一前一后，都把命交在变法这一道争斗里。
为什么王安石败？商鞅有秦孝公，又能直接立法，立完就是法。王安石有宋神宗，但他撇不开整个文官集团，他要靠这群人执行，而这群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怎么会真心执行损害自己的法？商鞅动的是少数旧贵族，又扶起一批新军功贵族补位，新贵族支持他。王安石动的是几乎所有士大夫，没有任何新阶层补位，所有人都反对他，他孤立无援。从强者立法独占的根上看，王安石动了，但没动稳，因为他没找到一批新强者来支撑新法，只想靠善意和道理硬推，而善意和道理在位置面前是无力的。
三、张居正，成功的改革，清算的下场。
张居正，湖北江陵人，生于 1525 年，卒于 1582 年，活了五十七岁。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最大的政治家。万历元年，1573 年，他以内阁首辅兼帝师身份，开始全面整顿。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实际承担了父亲、老师、摄政三重角色，万历小时候，连上书都要先经张居正看过。
1577 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制，官员要回乡守孝二十七个月。但这时改革正到关键期，离开就前功尽弃。万历下旨 ＂ 夺情 ＂ ，让张居正在职守孝。这一招立刻引起士大夫公愤，好几位言官上书反对，被张居正重责廷杖，几位被打得很重，一位当场死于杖下。这是张居正立威最狠的一次，也是他和士大夫阶层结怨最深的一次。
张居正变法的核心，四条。考成法，立明确考核标准，官员每月汇报，完不成的撤职。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成一条，按田亩银两征收。丈量田亩，重新测量全国土地，把豪强隐田挖出来纳税。整顿边防，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稳住北疆。这一套比王安石更狠、更稳、更有效。万历初十年，国库充盈、边防安宁，史称万历中兴。
但张居正这一套，动了谁？几乎动了所有士大夫的既得利益。考成法逼官员干活，一条鞭法断了胥吏的灰色收入，丈量田亩挖出豪强隐田，整顿边防把军费提上去。从中央到地方，整个士大夫阶层都恨他。但他们不敢动手，因为张居正在世，他是首辅、是帝师，又有李太后和司礼监的支持，四方支撑，士大夫只能忍。
1582 年，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当时二十岁，开始独立掌权。张居正一死，士大夫立刻上书，攻击他专权、贪腐、欺君。万历起初还压着，但攻击越来越多，加上有人翻出张居正生前的奢华，万历的态度变了。1584 年，张居正死后两年，万历下令抄家。张家被抄出大量财宝，长子张敬修不堪受辱，自尽身亡，临死写下血书，含恨九泉。张居正本人，被夺去谥号、削去头衔，子孙永不许做官。
更要紧的是，张居正立的法，一道一道被废。考成法废，一条鞭法慢慢被掏空，丈量田亩的成果被士大夫重新隐起来，戚继光被撤职，李成梁被排挤。万历后期，明朝迅速回到张居正之前的状态，冗官、党争、贪腐、边患，一样不少。后世史家说，明亡于万历，不亡于崇祯，而万历的祸根，就在张居正死后那一波清算。
从强者立法独占的根上看，张居正动了，动得很深，改革成果也实在。但他没有立一个新阶层来支撑新法，靠的是自己一个人的权威加四方支撑。一旦他死，支撑垮了，士大夫立刻反扑，所有既得利益要回来，所有改革成果都被推翻。王安石孤立无援，失败了。张居正四方支撑，也只撑了十年。这一对照，把改革者孤立这一根，摆得清清楚楚。
四、把三个改革家串起来看。
商鞅，人死法存，成功在他扶起一批新强者补位。王安石，人活法废，失败在他没有新强者补位，靠善意硬推。张居正，人死法亡，失败在他没有新强者补位，靠个人权威硬撑。
三个样本，三种命运，但有一根共同的线。每一次改革，都要面对既存强者立法独占这一根本格局，改革要动的，是既存强者的份额。能不能动，看有没有新强者补位，看改革者本人能不能稳住权位，看改革成果有没有时间扎根。商鞅扶起新军功贵族，所以法存。王安石没扶起任何新阶层，所以法废。张居正自己就是最大权位，但没培养接班人、没建立新阶层，所以人一死法就亡。
五、那么，为什么改革永远不彻底？把三个样本压扁，一句话，改革者本身就是强者，改完之后还是强者立法，只是换了一批强者。
商鞅扶起军功新贵，新贵继续立法独占，秦的农民照样苦。王安石本人就是士大夫，他的改革是让宋朝更强，根上没动 ＂ 士大夫立法独占 ＂ 的结构。张居正本人是首辅，他的改革是让大明更强，他没想过、也不可能想过，动摇 ＂ 内阁立法独占 ＂ 的根。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会真正动摇自己所在那一群强者的根。因为如果他真动摇，他自己也就不存在了。改革者立法，是为了让强者立法这一套运转得更顺，不是为了取消强者立法本身。
老祖宗早看穿这一层。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道破了，才需要讲仁义，一切改革，本身就是在 ＂ 破了 ＂ 的状态下，再加一层补丁，补丁加得再多，破洞还是破洞，根没动。韩非子讲，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立政策永远跟着资源走，资源不足这一根不动，政策再变也不能根治。黄宗羲讲，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改的人换一拨，新立的法还是另一家的法，不是天下的法。
三位老祖宗，从三个不同的位置，都看到同一个东西，法律改革，只能换强者，不能取消强者。这不是改革者的错，是位置本身的限制。改革者站在那个位置，只能做位置允许的事，要做位置不允许的事，位置就会把他吐出来，商鞅、王莽、格拉古兄弟、张居正一家，一个接一个的样本，都是这一根的注脚。
六、讲到这里，本节立第四章第六点。法律改革永远不彻底，因为改革的人本身就是强者，改完之后仍是强者立法，只换了一批强者，没有谁会去动摇自己脚下那块根。那怎么办？这一节不答，这一章不答，整个第五卷都不答。第五卷只摆位置，只看穿，只让读者看清楚法律是什么、改革是什么、强者和弱者各在哪里。至于怎么办，是另一个维度的事，要等读完第五卷的整套位置，再读第六卷，读者才会明白第六卷为什么那么写。这一节，只摆位置。
下一节，第五卷第四章第七节，当代美国·稀缺资源争夺的四个工具。前面六节，从古代一路讲到改革，都在历史里。下一节落到当代，先看美国，专利、学历、房产、政治献金，四个最精致的工具，看韩非子两千三百年前讲穿的根、黄宗羲三百多年前讲穿的根，怎么穿上 21 世纪的新衣服，还在运转。请读者带着 ＂ 改革只能换强者 ＂ 这一层位置，进入下一节。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