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三章 第二节
那段差,究竟流向了哪里
那段差,究竟流向了哪里
一、把那段差,重新放回桌面
上一节末尾留了一个钩子——
那段差,真的全部流向了资本家吗?
那段差,指的是十九世纪那一脉政治经济学传统看见的一件具体的事:工人一天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工人一天拿到的工资,中间有一段差。
这一脉传统给这段差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被翻译成几乎每一种语言,被印在几乎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里,被简化为四个字——“剥削工人”——然后在公共话语里反复重复。
本节要做的,不是否认这段差的存在。这段差是真实的。 一个工人在工厂里干一个月,他拿到的工资,确实小于他这一个月里参与造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卖出的总价。这个算式从来没有人能否认。
本节要做的,是把这段差重新放回桌面——一项一项算清楚,它究竟流向了哪里。
算清楚之后读者会看到:这段差,根本不是”全部流向了资本家”。它是一笔被分成很多份、流向很多位置的差额。资本家拿到的那一份,只是其中的一份——而且常常,不是最大的一份。
二、老祖宗早就看清:价值是多位置共造的
要把这段差算清楚,先要把”价值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件事想清楚。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不远处,放下一句话——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农、虞、工、商。四个位置。
司马迁讲的事极其简单:一件可以入口、可以使用、可以交换的东西,是被这四个位置一起递出来的。农人种出来,虞人(管山泽采集的)采出来,工人做成器物,商人流通到需要的地方。
少了任何一个,东西到不了人手里。
司马迁没有说哪一个位置”创造了价值”。他没有把”价值”这个东西归给任何一个位置。他只是把价值的递送过程,一棒一棒摆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
到了十九世纪,那一脉政治经济学传统看见的,是工厂里的工人造出了产品。然后他们做了一个推理——产品是工人造的,所以产品的价值由工人创造。资本家拿走了产品价值减去工资的那段差,所以资本家剥夺了工人创造的价值。
这个推理在逻辑上有一个跳跃。
跳跃在哪里?
跳在”工人造出了产品”和”产品的价值由工人创造”这两句话中间。前一句讲的是物理过程,后一句讲的是价值归属。 物理过程上,是工人的手把零件装成了成品——这没错。但价值归属上,这件成品的价值不是工人一个人造的。
它是司马迁两千年前就讲过的那种——多位置共造。
谁去找的市场?谁去谈的订单?谁去采的原料?谁去设计的工艺?谁去调度的产线?谁去解决的故障?谁在承担产品卖不出去时的全部损失?谁在等待十年回本期里那笔钱不能动用?谁在协调几百个工人不至于互相作废?
这些都是在”造价值”的位置。 工人在造,资本家也在造,采购在造,设计在造,品控在造,销售在造,物流在造,售后在造——整条产业链上每一个位置都在造。
司马迁两千年前看清楚的事,被那一脉传统在十九世纪某种程度上忘掉了。他们把价值归到一个位置上——工人——然后把所有其他位置上拿走的份额,都说成是”剥夺工人创造的价值”。
这是把多位置共造的事实,压扁成了单位置创造的预设。
预设错了,后面的算式就算不准。
三、那段差,实际流向了哪些位置
把”价值多位置共造”这件事还回去之后,再来看那段差究竟流向了哪里。
读者把任何一家正常运转的资本制企业的账本翻开——工人工资之外,卖出产品的钱,实际去了哪些地方:
第一份,流向了原料供应商。
那个产品要造出来,得有原料。原料的钱付给上游的供应商。这一份不归工人,也不归资本家——它流向上游产业链的另一组工人和另一组资本家。这一份在大多数行业里,占整个产品售价的很大一块——制造业里常常占到 40% 到 60%。
第二份,流向了设备和厂房。
机器要折旧,厂房要折旧,水电要付费,租金要付费。这些钱付给设备制造商、建筑公司、能源公司、地产公司。这些行业又是另一组工人和另一组资本家在工作。
第三份,流向了物流和分销。
产品造出来要运、要存、要分销、要零售。这一份流向运输公司、仓储公司、批发商、零售商——又是几组完全不同的工人和资本家。
第四份,流向了国家——税收。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公积金——这一份流向国家。国家拿这一份去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国防、社会保障。最终又流向全社会——包括流回到工人自己身上(工人的医保、工人孩子的学校、工人走的路、工人用的水电网络)。
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里,这一份占企业产出的比例相当大——综合税负常常占到企业产出的 30% 到 50%。
第五份,流向了再投资。
剩下的利润里,大部分不会被资本家直接拿走消费,会被重新投回企业——买新设备、研发新产品、扩建新厂房、培训新员工、开发新市场。这一份流向未来的产能、未来的工人岗位、未来的市场竞争力。
第六份,流向了金融体系。
如果企业有贷款,要还利息;如果企业上市了,要给股东分红——这一份流向银行、债券持有人、股东。股东是谁? 在现代资本市场,股东是几亿散户、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大学捐赠基金、主权基金——也就是说,这一份的最终去向,是全社会大量普通人的储蓄、养老、保险。
第七份,才轮到资本家自己拿走的那一部分。
到了这里,真正进入资本家个人口袋的那一份,在大多数行业里,占企业产出的比例,通常是个位数。
也就是说——那段差,被分成了至少七份,流向了至少七组位置。资本家自己最终拿走的那一份,只是其中的一小份。
那一脉十九世纪传统的算式里,这七份没有充分区分。他们看到的是”工资 vs 产品总价”之间的那段差,然后把整段差全部归给了资本家。这个算法在十九世纪初期某些工厂里可能误差还不大(那时候税收薄、再投资少、金融体系简单、上下游产业链短),但到了今天——这个算法已经离事实非常远。
四、那一脉传统的精确,与那一脉传统的边界
读到这里,本节要做一件事——承认那一脉十九世纪传统的精确。
他们看见了一件别人没看见的事——工资和产出之间有差。这件事在那之前的几千年里,从来没有被这么清晰地摆到桌面上过。哪怕老祖宗讲”上下俱富、价值共造”,他们讲的也是整体的位置流动,没有把工厂内部那个具体的算式拆开来。
那一脉传统把那个算式拆开了——这是历史上一笔重要的工作。
但任何一笔精确的工作,都有它的边界。
那一脉传统的算式,有它适用的边界——
它适用于工厂内部的那一段。 它不适用于整条产业链。
它适用于直接生产环节。 它不适用于设计、品控、市场、协调、风险承担这些环节。
它适用于工资与产出的对照。 它不适用于产出之后那段被分成七份流向七处的复杂分配。
它适用于十九世纪那种短链、低税、低再投资的工厂结构。 它不完全适用于今天这种长链、高税、高再投资、高金融化的现代企业结构。
在它的边界之内,它是精确的。出了它的边界,它就开始不准。
这是任何一种观察都有的命运——在边界内成立,出了边界就需要还原。
那一脉传统的问题,不在它本身的精确性,在它后来被推到了它的边界之外。它被简化成”剥削工人”四个字之后,就脱离了它原本的边界——脱离了工厂、脱离了直接生产环节、脱离了十九世纪的具体语境——变成了一个普遍判决。
普遍判决一旦立起来,算式就不再被算。“剥削”两个字一说出口,所有具体的份额、流向、补偿、风险、再投资、税收、产业链——全部被这两个字盖住了。
本节要做的,就是把那两个字掀开,让被它盖住的算式,重新被算。
五、再回到老祖宗——价值的归属,从来不归一个位置
本节算到这里,再回头看老祖宗那一句。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司马迁两千年前就把这件事讲完了。价值是被四个位置一棒一棒递出来的,谁也没把它”造出来”,谁也没把它”拿走”——它只是在四个位置之间流动。
到了今天,产业链拉长到几十个位置,流动的方向更复杂,流动的层数更多——但底层的事没变。价值仍然是多位置共造的。那段差,仍然是被多位置共分的。
把这一点放回去之后,“剥削”那两个字就立不住了。
剥削的前提,是价值由一个位置创造,被另一个位置夺走。 一旦承认价值是多位置共造的——剥削这个概念本身就失去了它的支点。
剩下的,只是多位置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
分配比例可以高,可以低,可以合理,可以失衡。失衡的时候,自然有市场、有舆论、有法律、有工人的觉醒去把它还原回来——这是上一节末尾讲过的”位置自己运转”。
但失衡是分配问题,不是剥削问题。
这是本节最重要的一刀:把”剥削”还原为”分配”。
剥削是一个道德判决,分配是一个位置事实。这本卷不下道德判决,只看位置事实。
六、按劳分配,在资本制度内部从未缺席
把那段差算清楚之后,本节要再轻轻补一笔——
那段差里真正流向工人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工资),是按什么原则分配的?
读者去任何一家正常运转的企业看一眼:
技术工长拿得多,普通操作工拿得少——按技能差。
熟练工拿得多,新手拿得少——按经验差。
加班的拿得多,不加班的拿得少——按工时差。
做出业绩的拿得多,没做出业绩的拿得少——按贡献差。
这一整套分配机制,完全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按劳分配,在主流话语里被划归社会制度的分配原则——但读者会发现,它在每一家资本制企业里,都在运行。
为什么?
因为不按劳分配,工人立刻流失。资本家如果给所有工人发同样的工资,有技能的、努力的、做出业绩的工人,立刻去找按劳分配的企业。剩下的只能是没技能、不努力、做不出业绩的工人——这家企业很快就垮。
所以”按劳分配”在资本制度里,不是哪个资本家的善心,是市场本身的位置要求。资本家要在资本制度里活下来,必须运行社会制度的分配原则。
也就是说——上一节点过的那一笔,在本节里又显形了一次:资本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同一家企业里共存。所有权和收益分配走资本制度的逻辑,工资分配走社会制度的逻辑。两套制度不是替代关系,是相生相息的关系。
这一笔本节也只点到这里。它在本卷后面还会反复浮出。
七、那段差,究竟流向了哪里
本节回到最开始那个钩子。
那段差,真的全部流向了资本家吗?
读完上面六段,答案已经摆在桌面上了:
不是。
那段差,流向了上游供应商、流向了设备和厂房、流向了物流和分销、流向了国家税收、流向了未来再投资、流向了金融体系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储蓄和养老,最后才有一小份流向资本家自己。
资本家拿到的那一份,只是这段差的一小部分。
而且就连这一小部分,也不全是”利润”——里面还要扣除资本家承担的风险、时间、协调、失败的不对称(这些上一节已经摆过)。真正落进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主流话语想象的要小得多。
那一脉十九世纪传统的精确观察,到此被还原回它的边界——它看清楚了”工资和产出之间有差”这件事;但”这段差究竟流向了哪里”这件事,它没有算清楚。后来被简化成”剥削工人”四个字,离事实就更远了。
本节做的,就是把它没算清楚的那一段算清楚。
算清楚之后,“剥削”这个判决就立不住了。剩下的是一个朴素的事实——那段差,被多位置共分;多位置共造的价值,在多位置之间流动。
这正是司马迁两千年前讲过的事——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老祖宗那句话在两千年后,在一个比当年复杂几百倍的产业链里,仍然成立。
八、留给下一节的钩子
那段差被算清楚之后,本节还留下了一个问题没有回答——
如果资本家拿走的份额其实不大,那为什么主流话语里,资本家好像永远是”压在工人头上”的一方?
如果工人在分配里走的是按劳分配,那工人在资本制度里就只是”被分配”的位置吗?他们对资本家有没有反向的制约?
——本章下一节(3.3.3)继续。
工人手里的牌,远比主流话语承认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