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三章 第七节 第六枝
动力作为工具——东方框架
动力作为工具——东方框架
一、第五枝立完之后,这一枝要看的另一种用法
第五枝摆出了一种用资本制度的方式——把资本制度从”经济的一个部分”提升到”社会的主导动力”。
但读者读完会立刻想——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一种用法。
还有另一种用法——
它不把资本制度作为社会的主导动力,而是把资本制度作为一种工具,放在自己的社会制度框架内运作。
这种用法,过去几十年里,在地球上被一个具体的位置上的具体经济体走通了。
二、本枝在做什么
本枝和第五枝姿态一致——
只摆,不评判。
不赞美这种用法。
不批判这种用法。
不替它辩护。
不替它定罪。
只把这种用法的真实路径如实摆出来。
它走过了什么——讲出来。
它做出了什么——讲出来。
它付出了什么代价——也讲出来。
它今天面临什么——也摆在桌上。
摆完之后,读者自己看,自己判断。
研究者的位置仍然是整理者,不是法官。
三、先讲清楚这种框架的起点
要讲清楚这种用法,必须从它的起点讲起。
近代以来,在亚洲东部,有一个长期延续了几千年的大型文明体——它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
这段困难的具体内容包括——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失败:被几个西方海上强国陆续以武力打开国门,签下一系列丧失主权的条约,失去关税自主、失去部分领土、失去司法独立、失去金融自主。
剧烈的内部动荡:几次大规模内战,数千万人死亡,经济基础被反复摧毁。
外敌入侵:在 20 世纪上半叶,被一个东方邻国发动的全面入侵摧毁了大部分工业基础和大量人口。
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衰退:到 20 世纪中叶,这个文明体的人均收入、平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都处于人类社会的极低位置。
这就是这个文明体在 20 世纪中叶的真实起点。
任何对这个文明体之后发展的讨论,都必须从这个起点开始,否则讨论是不完整的。
三十年的封锁期
这个文明体在 20 世纪中叶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后,面临的下一个外部环境,是长达三十年的国际封锁。
这种封锁不是这个文明体自己关上了门——是被关在了门外。
具体内容包括——
贸易封锁:被排除在主要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出口产品被各种贸易壁垒阻止进入西方主要市场。
技术封锁:几乎所有现代工业技术、设备、专利,都被禁止向这个文明体出口,包括很多在民用领域被认为是基础性的技术。
金融封锁:被排除在主要国际金融体系之外,无法获得国际贷款、无法吸引外国投资。
信息封锁:在国际舆论场被持续负面塑造。
外交孤立:在主要国际组织里失去席位长达二十多年。
读者注意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样貌——
不是这个文明体不想加入国际体系。
是它被关在了国际体系外面三十年。
读者不需要去看远的——看今天某些被国际封锁的国家(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今天的处境,就能想象到当年这个文明体曾经面对的环境。
当年那个文明体处于的孤立程度,比今天上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深、更长、更彻底。
四、然后,这个文明体做了一个决定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这个文明体的领导层做了一个决定——
在不放弃自己社会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把资本制度作为一种工具引入,用来发展生产力。
这是一个在当时几乎没有先例的决定。
主流的国际话语认为:资本制度和这个文明体当时的社会制度,是水火不容的——你要么搞这一套,要么搞那一套,不可能兼容。
这个文明体的领导层不接受这种话语。
它的判断是——资本制度不是某种”主义”。资本制度是一种动力工具。任何社会制度框架下都可以使用,关键看怎么用、用多少、用在哪里。
(这一判断,正是本节核心命题的实践形态。这个文明体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判断,与本节第一枝立的”资本是动力,不是主义”那一刀,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具体的做法是——
先在小范围试——在沿海几个特定的城市设立”特区”,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允许市场机制运转,允许私营企业发展。
看效果——如果效果好,扩大范围;如果出问题,停下来调整。
逐步放开——从特区扩大到沿海大城市、再到全国;从轻工业扩大到重工业、再到金融、再到服务业。
保持框架不变——整个过程里,这个文明体的社会制度的核心框架(土地公有、关键产业国有、政治体制不变)始终保持。
资本制度作为动力,被放在这个框架的内部运作。
这就是一种与第五枝那种框架完全不同的用法。
五、几十年里发生了什么——一组具体数字
把这个文明体过去几十年的真实变化用数字摆出来——
人均 GDP:1978 年约 200 美元(全球最低水平之一)→ 2024 年约 13000 美元。翻了大约 65 倍。
贫困人口:1978 年约 8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占总人口约 80%) → 2024 年极端贫困人口已经基本消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
预期寿命:1949 年约 35 岁 → 2024 年约 78 岁。翻了一倍以上。
婴儿死亡率:1949 年每千个新生儿中约 200 个夭折 → 2024 年约 5 个。降了约 40 倍。
识字率:1949 年约 20% → 2024 年约 97%。从五分之一到几乎全民。
工业产值:1978 年只占全球约 1.7% → 2024 年约 30%。从边缘国家变成全球工业第一大国。
钢铁产量:1978 年约 3000 万吨 → 2024 年超过 10 亿吨。翻了 30 倍以上,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电力消耗:1978 年约 2500 亿度 → 2024 年约 9 万亿度。翻了 36 倍。
铁路里程:1978 年约 5 万公里(以普通铁路为主) → 2024 年约 16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超过 4.5 万公里)。总里程翻了 3 倍多,高铁里程占全球总量的 70% 以上。
高速公路:1978 年约 0 公里 → 2024 年约 19 万公里。全球第一。
城市化率:1978 年约 18% → 2024 年约 67%。
互联网普及率:2000 年约 1.7% → 2024 年约 78%。
读者把这一组数字放在一起看——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级别的产能跃升和社会跃升。
几亿人的生活水平,在几十年内,从极端贫困跃升到中等收入。
这件事,在这个文明体之前,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没有做到过。
六、这个跃升是怎么做到的
读者会问——这个跃升,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把这个文明体的具体做法如实摆出来——
第一,稳定的政治环境。
这个跃升发生在一段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内战、没有大规模社会动乱、没有政权剧烈变更。这是任何长期发展都需要的基础条件。
第二,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缓冲。
这个文明体有十几亿人口——任何一个产业,只要在国内做出来,就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可以承接。这让这个文明体在产业升级时,不必完全依赖出口,有内部市场作为缓冲。
第三,高储蓄率作为资本积累。
这个文明体的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在全球最高水平之一(常年高于 4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 5-15%)。几亿人的高储蓄,通过银行体系,被转化为持续的产业投资。
第四,庞大且成本相对低的劳动力。
在跃升的早期阶段,这个文明体有几亿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工业和城市——这是工业化最关键的资源之一。
第五,基础设施的国家级建设。
这个文明体把基础设施——道路、铁路、电力、港口、通讯——作为国家战略持续大规模投入。没有这些基础设施,任何产业升级都无从谈起。
第六,教育和科技的长期投入。
这个文明体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把 GDP 的相当比例投入教育和科技。结果是——今天这个文明体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是其他主要经济体加起来的总和。
第七,把资本制度作为工具,而不是放任它成为主导。
这个文明体保留了对关键产业、土地、金融体系的国家控制权。资本可以进入大多数领域,但有些核心领域始终不被资本完全主导。这意味着资本作为动力,被放在一个有边界的容器里运转。
把这七件事合起来——就是这个文明体过去几十年跃升的真实机制。
没有任何一件单独可以解释这场跃升,七件事合起来才能。
七、付出了什么代价
把这个跃升的代价也如实摆出来——
代价一,环境的巨大压力。
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给这个文明体的环境带来了严重压力——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退化、生态破坏。过去十几年里,这个文明体在大力治理,但代价的累积是真实的。
代价二,贫富差距的扩大。
跃升过程中,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城市与农村、不同行业之间,发展速度差异巨大。贫富差距从 1978 年相对均等的状态,扩大到今天显著的不平等。虽然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是这个文明体面临的重要问题。
代价三,文化和传统的冲击。
几十年的快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传统的家庭结构、乡村社区、文化传承,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几代人之间的代际断裂,在某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
代价四,房地产和债务的累积。
跃升的中后期,房地产成为大量资本的承接池。这带来了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债务、地方债务的累积。这些累积是这个文明体今天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代价五,部分行业的过剩与重复建设。
在跃升的某些阶段,资本和产业涌入某些热门领域,带来了过剩产能、重复建设、效率损失。这些是任何快速发展都难以避免的副作用。
代价六,人口结构的变化。
伴随经济发展,这个文明体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几十年后,这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代价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跃升的红利,没有均匀分配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身上。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至今显著。
把这七个代价如实摆出来——这是这场跃升真实的另一面。
功绩和代价同在。只看一面,都不是事实。
八、回到老祖宗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过一句话——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
字面意思: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是道的运动方式;表现为柔弱,这是道的作用方式。
老子讲的是一种深刻的位置规律——真正的强大,常常先表现为柔弱;真正的成长,常常通过看似相反的方向实现。
这个文明体过去几十年的跃升,正是这种位置规律的一个具体显现。
它本来被认为应该走一条路(主流话语认为它的社会制度与资本制度水火不容),它却走了另一条路——把”对立的两个东西”作为”互补的两个工具”放在一起用。
它在长期被孤立、被封锁、被认为”没有希望”的位置上,反而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级跃升。
这正是”反者道之动”——通过看似相反的方向,实现真正的运动。
老祖宗 2500 多年前一句话,在 2000 多年后被这个文明体的实践所印证。
九、本枝走到了哪里
把第五枝(西方框架)和第六枝(东方框架)放在一起看——
两种框架,是两种用资本制度的方式。
第五枝那一种——把资本制度作为社会的主导动力。它的功绩是在自由创新和全球协作上达到了极致;它的代价是社会原子化、贫富分化、过度市场化。
第六枝这一种——把资本制度作为工具,放在自己的社会制度框架内。它的功绩是在国家级别的产能跃升和减贫上达到了极致;它的代价是环境压力、地区不平衡、债务累积。
两种用法,做出了两组不同的功绩,也付出了两组不同的代价。
两种用法都不是”好”或”坏”——它们是”两种位置选择”。
位置不同,分工不同,功绩不同,代价不同。
这一点,正是本节核心命题最深的实践证明——
资本制度是动力,是工具。任何社会制度框架下都可以使用,只是使用的位置、深度、范围不同。
两种框架的并存本身,就是这个命题最有力的证据。
十、留给第七枝的钩子
讲完两种框架之后,读者立刻会问——
两种框架都有自己的功绩,也都有自己的代价。
这些代价,资本制度自己解决得了吗?
还是说——动力本身有它的边界,边界外的事情,需要其他制度来处理?
——本节第七枝继续。
那一枝把资本制度作为动力的边界,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