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五卷 第三章 第二节

罪疑惟轻，三千年前的四个字，和比它更深的一层

上一节立了举证方向这一道分界，三千年前《尚书》写下罪疑惟轻，把怀疑倾向被告，方向就此定下。这一节往这一笔的里面走，先看罪疑惟轻这四个字到底有多深，再看它底下还压着一层更深的东西。罪疑惟轻，假设了罪和无罪本来清楚，只是有怀疑时该往哪边偏。但如果罪本身就是一个位置，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呢？这一节要立的，就是这一层。

一、公元前约 1100 年，周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旦执政。中文世界进入一个文化大爆发的时期，周公制礼作乐，把上古积累下来的智慧，系统地整理了一遍。《尚书》就是这一时期整理的经典之一。其中《大禹谟》一篇，记录了大禹治水时讲的话。大禹向群臣讲治国之道，讲过这四个字。

「罪疑惟轻。」《尚书·大禹谟》

四个字。罪行有怀疑，从轻处理。

这四个字看起来朴素，但藏着中文世界对举证方向最早的一套全面思考。罪疑两个字，把 ＂ 怀疑 ＂ 这一层位置直接说出来。任何审判都会有怀疑，证据再完整也有空白，证词再可信也有偏差，这是司法的天然本质，大禹三千年前已经看穿。惟轻两个字，把怀疑的方向定下来，怀疑只能往轻里走，不能往重里走，这是举证方向最朴素的表达。

但《大禹谟》没有止步于此。紧接着这四个字，又写下两句。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谟》

与其错杀一个无辜的，宁可放过一个有罪的。这两句，比罪疑惟轻更深一层。它不只是讲怀疑，它讲承担代价的方向。任何司法体系都会犯错，这是大禹三千年前就承认的现实。错的方向只有两种，要么冤了无辜，要么放过有罪，必须选一种作为可以承受的代价。大禹选了，宁可放过有罪。

二、公元前约 950 年，西周穆王时期，大臣吕侯主持修订刑法。《尚书·吕刑》一篇，记录了这次修法的内容。其中写过更朴素的一笔。

「五刑之疑有赦。」《尚书·吕刑》

五种刑罚，只要有怀疑，就赦免。五个字。《大禹谟》讲罪疑惟轻，怀疑的从轻处理。《吕刑》讲五刑之疑有赦，怀疑的直接赦免。

但《吕刑》也老老实实摆出另一面。

「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尚书·吕刑》

赦免之后，也要罚以倍数，核实他的罪行。意思是，疑罪赦免，但不是完全放任，还要继续核实，如果后来查实确实有罪，仍要追究。这就是中文世界两千九百年前对疑罪从无的完整设计，既保护无辜，也不放任真凶。

这一笔很要紧。疑罪从无，常被误解成只要证据不足就一放了之，从此不闻不问。《吕刑》三千年前就把话说圆了，赦的是 ＂ 疑 ＂ ，不是放任真凶逍遥。怀疑不足以定罪，先不定罪，但案子不就此封死，该查的继续查，查实了照样追究。保护无辜和不纵真凶，本来就不矛盾，老祖宗一开始就把两头都顾到了。

三、但讲完古典，必须老老实实摆下来一个事实，讲不等于做。《尚书》三千年前讲过，后世做到了吗？部分做到了。

公元约 200 年，东汉时期，《九章律》里确立了 ＂ 疑罪从赎 ＂ 的原则，怀疑的案件，可以用财物赎免刑罚。公元约 650 年，唐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主持修订《唐律疏议》。这部法典是中华法系最系统的法律典籍，其中关于疑罪的条文，明确规定。

「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唐律疏议·名例》

所有疑罪，按所犯的罪，折算为赎金，而不是直接定罪。公元约 1740 年代，清乾隆时期，《大清律例》进一步细化，把疑罪分成几个等级，重大疑罪上奏皇帝裁决，一般疑罪折赎或减等，轻微疑罪直接释放。

但中国历代的司法实践里，＂ 假定有罪 ＂ 的情形也反复出现。刑讯逼供，历代都有。连坐，一人犯事，家人受牵连。告密，鼓励揭发，告密者有奖励，被告者承担举证。讲过，不等于做到。做到的是哪一面，要看每一个具体时期的具体官员、具体律法、具体案件。

四、把镜头转到西方。这一组时间线，上一节已经摆过一遍，这里只点一点骨架。公元前约 200 年，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讲，疑则有利于被告，比《尚书》晚约九百年。公元 1215 年，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任何自由人非经同等人的合法审判或依据国法，不得被逮捕或监禁，比《尚书》晚约两千三百年。公元 1764 年，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写《论犯罪与刑罚》，讲法官宣判之前任何人不得被称为有罪，比《尚书》晚约两千八百五十年。公元 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九条，任何人在被宣判有罪之前均假定无罪。公元 1791 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刑事案件中作不利于自己的证人。

五、把时间表对照着摆。中文世界在公元前约 1100 年写下《尚书》的罪疑惟轻，罗马法晚约九百年，英国晚约两千三百年，意大利晚约两千八百五十年，法国和美国晚约两千九百年。中文世界三千年前已经写下，西方两千年到三千年后才系统化。

但时间在前，不等于做得彻底。中文世界三千年前定了方向，可实际的司法实践里，＂ 假定有罪 ＂ 的情形也反复出现。西方近代才系统化，但近代以来在制度层面，把 ＂ 假定无罪 ＂ 做得更具体。两边都不必抬高，也不必贬低。时间顺序是事实，做得彻底的程度也是事实，两边并立摆出来。

六、但讲到这里，必须停一下。罪疑惟轻还假设了一件事。本节立的所有点，本章立的所有点，甚至前面立的整个举证方向，都建立在一个隐藏的假设上，罪和无罪是清晰可分的，只是有怀疑的时候，倾向哪一边。但如果罪和无罪本身就不清晰呢？如果罪本身就是一个位置，而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呢？把这一层摆出来，本节才真正进入深水区。

举一组朴素的样本。公元前约 1046 年，周武王伐纣。在周武王看来，纣王是暴君，商朝气数已尽。在纣王和商朝遗民看来，周武王是叛逆，以下犯上。谁是 ＂ 罪 ＂ ？公元 1789 年，法国那一场大变革。在变革一方看来，路易十六是暴君，罪无可赦。在保王一方看来，起事的人是犯上作乱之徒，大逆不道。谁是 ＂ 罪 ＂ ？公元 1860 年代，美国南北之战。在北方看来，南方蓄奴是罪。在南方看来，北方侵犯各州主权是罪。谁是 ＂ 罪 ＂ ？

每一个动了干戈、伤了人命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正义。起事的人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专断的人认为自己在维稳，殖民的人认为自己在开化蛮荒，行恐怖的人认为自己在圣战，在战场上扣动扳机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理由。没有任何一个施暴的人，觉得自己是为 ＂ 非正义 ＂ 在施暴。每一个动作，在动作者自己的位置上，都是正义的。只有从另一个位置上看，才是罪。

这一层不只在改朝换代、兵戈相见里才有。把尺度缩到最小，一样成立。一件事，在做的人看来是情非得已，在受的人看来是欺人太甚。一句话，在说的人看来是直言相劝，在听的人看来是当众下不来台。同一个动作，站在两边，是两种东西。罪从来不是贴在动作上的标签，是看的人站在哪个位置上贴上去的。大到周武王伐纣，小到邻里一句口角，道理是一根。

这就是小雷那本英文教材立的最深一层，正义解放过国家，也曾替战争辩护，惩罚过无辜，也保护过有罪。正义本身就是一个位置，罪本身也是一个位置，两者都不是客观事实，都是谁来定义、谁来获益的结果。

把这一层放进举证方向里。罪疑惟轻，是在罪和无罪已经清晰的框架里，讨论怀疑该倾向哪边。但更深一层，罪和无罪本身就是位置，只看从哪个角度定义。胜利者写历史，胜利者也定义罪。公元前约 1046 年的周武王成了王，所以纣王是 ＂ 罪 ＂ 。1789 年法国变革的一方成了势，所以路易十六是 ＂ 罪 ＂ 。1860 年代的美国北方成了势，所以南方蓄奴是 ＂ 罪 ＂ 。如果周武王伐纣失败，他就是 ＂ 罪 ＂ 。如果 1789 年法国那场变革失败，起事的一方就是 ＂ 罪 ＂ 。如果美国南方独立成功，林肯就是 ＂ 罪 ＂ 。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末尾问的那一句，＂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 ，两千年来一代一代读书人，都在心里反复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客观的善与恶？还是只有成王败寇的位置？老祖宗的回答，既有也没有。有，是因为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这一根线，任何位置上的人都能感受到。没有，是因为具体的 ＂ 罪 ＂ 和 ＂ 无罪 ＂ ，会随着位置变。

这一根线，为什么任何位置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因为它不靠任何一方来定义。它问的不是 ＂ 你做的事在我这边算不算罪 ＂ ，而是 ＂ 这件事如果反过来落到你自己头上，你愿不愿意 ＂ 。周武王也好，纣王也好，路易十六也好，起事的人也好，把自己摆到对方的位置上问一句，答案多半都一样。所以具体的罪会随位置变，但 ＂ 己所不欲 ＂ 这一问，不随位置变，它是位置底下那一层不动的根。罪是位置，这根线不是位置。这就是老祖宗的分寸，既不掉进 ＂ 善恶全凭强者定义 ＂ ，也不假装 ＂ 善恶有一本人人查得到的账 ＂ 。

七、讲到这里，本节立第三章第二点，也是这一节真正最深的一层。罪本身就是位置，好的判官，只是有易位能力的人。

判官的真本事不是 ＂ 准确判罪 ＂ ，因为罪本身就是位置、立场、定义权的产物，没有一个判官能 ＂ 准确 ＂ 判出位置。判官的真本事是易位能力，能从原告的角度看，能从被告的角度看，能从社会的角度看，能从天道的角度看。多个角度的位置在心里同时存在，才能下一个真正接近天道的判决。

公元前约 100 年，司马迁写《史记·循吏列传》，里面记的好官，多数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只听一面之词，不只看表面证据。他们能站到被告的位置上想，能站到原告的位置上想，能站到社会的位置上想，能站到将来的位置上想。合起来，他们的判决多数能传几代，经得起时间检验。

公元约 1500 年代，王阳明审案，做的也是同一件事。王阳明审案之前，常常先了解被告的家境、背景、动机。不是为了找借口减轻，也不是为了找借口加重，是为了多一个位置看这件事。王阳明讲 ＂ 知行合一 ＂ ，审案上的知行合一，就是先知道每一个位置的人在想什么，再用这种知去下判决，这一个判决，比任何只看法条的判决，都更接近天道。

易位能力听起来像是判官的本事，其实它是每一个人天天都在用、又天天都用不好的本事。读者每一次评断身边的人，朋友的一句话、同事的一个决定、家人的一次脾气，心里其实都在当一回判官。当得好不好，差的就是能不能多站一个位置去看。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别人每一个不顺心的举动，都像是冲着自己来的罪。多站一个位置，站到对方那一天的处境里去看，很多 ＂ 罪 ＂ 就化成了 ＂ 难处 ＂ 。这不是要读者放弃是非，是说在下断语之前，先把对方的位置在心里走一遍。这一走，就是易位。

但小雷必须老老实实摆出另一面，易位能力也有它的极限。判官再有易位能力，他自己仍然站在一个具体位置上。他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所处阶层、个人偏好，都会影响他易位的程度。完全的易位，不存在。所谓易位能力，只是相对的，是判官比一般人多看几个位置的能力，不是看到所有位置的能力。而且，易位能力也可能被滥用。一个易位能力强的判官，可以用这能力找借口为强者开脱，也可以找借口打击弱者。易位能力本身是中性的，用在哪一边，取决于判官自己的位置。

三层一起摆出来。罪疑惟轻，是举证方向的第一层，三千年前老祖宗定下方向。罪本身就是位置，是举证方向的更深一层，任何罪的判定都建立在某个具体立场上。好的判官只是有易位能力，是举证方向的最高位，但易位能力也有极限。读者就懂得，为什么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判决，也懂得为什么即便存在不完美的判决，也仍然要追求易位，因为这是接近天道的唯一一条路。

罪疑惟轻这四个字，老祖宗只是把方向定下来。但更深一层，罪本身就是位置，好的判官只是能易位的人。这一层不是某一本经典里的某一笔，是老祖宗整套思想里一直贯穿的一根。小雷只是把这一根脉，用 21 世纪的白话，再讲一遍。

下一节，第五卷第三章第三节，无讼，孔子的最高境界。会专门展开孔子 ＂ 必也使无讼乎 ＂ 这一笔，讲为什么无讼是易位能力在群体层面的落地。请读者带着 ＂ 罪本身就是位置，好的判官只是能易位的人 ＂ 这一层位置，进入下一节。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三节　无讼，孔子的最高境界，人人自律的群体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