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五节

王安石，11 世纪的一场宏观调控

一、上一节，盐铁论那场辩论，吵的是国家该不该下场管经济。这一节往后跳将近 1000 年，到北宋，看一个人把国家下场这件事，从朝堂上的辩论，真的推成了一场帝国规模的实操。这个人是王安石，1021 年到 1086 年的人，宋神宗在位时做到宰相，在 1069 到 1076 年间，主持了一场后世吵了将近 1000 年的大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接手的时候，北宋朝廷正被一堆缠在一起的财政和经济压力压着。军费年年往上涨，里头还包括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的那一大笔岁币。种地的农民越来越扛不住每年青黄不接那一段的资金短缺。各地之间的物产差异和价格起落，一头牵着民生，一头牵着税收。还有那套差役制度，本身就在不停地制造不稳定。王安石没有把这些问题当成一件一件互不相干的麻烦，他把它们看成一组相互咬合的结构性难题，他的回应，是一整套协调过的政策，目的就一个，提高国家调理整个经济的能力。要留意的是，这套政策不是从书斋的抽象推演里冒出来的，是从一线的行政经验里长出来，再被推到整个帝国的尺度上。

二、新法的具体措施很多，挑出最有代表性的六项，一项一项摆开看。第一项，青苗法。国家在播种的时节，向农民发放短期的贷款，到收成时按定好的利率收回本息。它要解决的，是农民一到青黄不接就只能去借民间高利贷、利滚利滚到倾家荡产的老问题，让国家的低息贷款，把民间的高利贷顶下去。国家定的利息，大约是两成，听着不算低，可是比起民间高利贷那种动辄翻倍、利滚利的盘剥，已经轻了一大截。这一项，结构上很像后来国家支持的农业信贷体系。第二项，市易法。物价低的时候国家出钱收购，物价高的时候国家把货抛出来，用这一收一抛，把价格的大起大落熨平。这一项，很像后来讲的缓冲库存制度，讲的价格稳定机制。第三项，均输法。由国家出面协调，把货物从有富余的地区，调到闹短缺的地区，减少各地之间的失衡。这一项，很像后来那套协调性的物流和分配系统。这三项摆在一起看，已经能看出王安石的心思，他要让国家的手，伸进信贷、伸进价格、伸进调配，把市场自己摆不平的那几块，扶一把。

三、第四项，募役法，也叫免役法。它把老百姓本来要亲身去服的那份劳役，改成交一笔钱，国家再拿这笔钱去雇人做事。这一改，把原来谁家摊上谁倒霉的劳役，变成了一笔可预测、可调度的财政开支。这一项，很像后来那种靠税收支撑的公共雇佣体系。第五项，保甲法。把民间的住户编成组，让他们承担地方上的治安和一部分辅助军事的职能。它的明面功能，是减轻国家养常备军的财政压力，可是它还有一层附带的效果，地方上的劳动和责任结构，被重新组织了一遍。第六项，农田水利法。由国家出面支持灌溉和土地的改良，把长远的生产能力往上扩。这一项，很像后来讲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把这六项合起来，看到的不再是六个零散的补丁，是一张想把整个经济一起调起来的网。

四、单独看每一项，处理的都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可是合起来看，它们拼成的，是一次协调过的经济管理的尝试。从结构上读，这套体系里组合了好几样东西。有需求那一头的支撑，靠的是青苗法的信贷，加上市易法的价格干预。有供给那一头的扩张，靠的是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有财政这一块的调整，靠的是募役法对税制的重构。还有风险的再分配，把原来压在少数集中的放贷者手里的那套盘剥，挪到了千千万万分散的生产者身上。这样一种组合，往大里说，已经很接近后来一些经济学框架讲的那个宏观层面的协调了。这里得把话说回来，这种比较，是功能上的像，不是术语上的同。王安石嘴里不会蹦出宏观经济这四个字，凯恩斯也根本不知道世上有过一个青苗法。可是两边面对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做出的，是同一类的回应。隔着将近 900 年，隔着东西两个世界，两边的手，伸向了同一个地方。还要看到一层，王安石这套国家下场的调控，不是他一个人在 11 世纪凭空想出来的。往前数，管子的轻重之术，早就讲过国家怎么低买高卖去平抑物价，汉代桑弘羊的盐铁均输，又把国家协调推到过一个高度，王安石不过是把这条国家下场的老线接过来，再往前推了一大步，推到一个把信贷、价格、调配、劳役、基建一起协调起来的、空前完整的规模。这条线，从管子到桑弘羊再到王安石，是中国老祖宗一脉相承的国家协调的位置，不是哪一个朝代的灵机一动。

五、后来那些被归在凯恩斯主义、或者发展型国家这类标签底下的经济学传统，反反复复强调的，是这么几件事，关键的市场会有不稳，国家在里头该有一个干预的角色，财政和金融的工具得彼此协调着用，还有，得把好几项政策，整合进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通盘考虑。王安石的新法，在实践里，恰恰表现出了结构上接得上的这几样特征。这里要把分寸再点一遍，意义不在等同，王安石那套不等于凯恩斯那套。意义在反复出现，相似的问题，在隔着千年、隔着大洋的不同历史条件下，会催生出相似的政策逻辑。近代那些学者，把这套逻辑拆得更细、说得更系统、给了它一套现代的术语，这是他们那一行的专业活，老实记在他们名下。可是这套逻辑头一回在帝国规模上被试出来，是在 11 世纪的中国，是王安石。

六、和这一章前面几节讲的那些文本不一样，新法不是停在纸上的主张，它被实施了，而且是在整个帝国的尺度上实施的。这一点，分量很重。因为它带进来了好几样纯粹啃文本永远啃不出来的东西。一套政策再好看，到了地方上，会撞上行政能力的实际约束，有的地方官得力，有的地方官糊弄。会撞上地区之间的千差万别，同一道法令，在江南和在河北，跑出来的样子完全两回事。会撞上活生生的政治阻力，动了谁的奶酪，谁就跳出来挡。还会撞上设计和执行之间那道甩不掉的偏差，纸上写得圆圆满满，落到胥吏手里就走了形。举一个例子，青苗法白纸黑字写的是自愿借贷，可是到了地方，有些官员为了凑政绩、为了多收那两成利息，硬把贷款摊派给根本不需要的农户，连殷实的人家也被逼着借，本来是救人的法子，落地就变成了害人的摊派。所以这一段历史留下的记录，不是纯概念的推演，是带着泥土、带着伤的经验，尽管这些经验本身，也不完整、也有争议。

七、到 1085 年神宗一死，局面翻转，新法大体上被废掉了。带头废新法的，是接替上来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他一上台，几乎把新法一项一项全停了，史称元祐更化。有意思的是，连旧党内部，对该不该废、该废哪几项，也吵成一团，像苏轼这样的人，就觉得免役法其实有它的好处、不该一笔抹掉。这本身就说明，新法不是一句好坏能盖棺定论的东西。要解释这场失败，最好别去归到某一个单一的原因上。史料摆出来的，是好几股力量在那里互相搅。一股是行政能力的分布不均，有些路府推得动，有些路府推不动。一股是被新法动了利益的那些集团的抵制，他们有的是办法把法令架空。一股是朝堂上的党争，新党旧党你来我往，政策成了党派斗争的筹码。还有一股，是在地方落地那一层的种种扭曲，好好的法子被执行歪了。这些麻烦，没有一样是宋代独有的，它们是任何一场大规模政策推行时，都会反反复复冒出来的老难题，今天任何一个想推大改革的政府，照样躲不开。

八、新法被废这件事本身，既证明不了、也反驳不了这套政策框架到底有没有价值。它说的，是另一件更具体的事。一项政策灵不灵，不光看这个想法本身对不对，还得看三样东西，看行政能力够不够，看政治上撑不撑得住，看制度之间协调不协调。这就把分析的焦点，从想法对不对，挪到了在什么条件下这个想法才转得动。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单纯评判一个想法的对错，要难得多，也值得想得多。这也正是这本书一直在做的事，不急着给一个想法、一个制度判对错、定高低，先去看它在什么位置上、在什么条件下，会长成什么样子。王安石变法是好是坏，本身就是个被问错了的问题。该问的是，这套国家下场调控的位置，在 11 世纪那个行政条件、那个政治格局下，能转到什么程度，转不动的地方又卡在哪里。

九、最值得多想的，是这将近 1000 年里，王安石这个人的形象，怎么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荡。从南宋一直到清末，主流的说法是，王安石是个把国家搞乱了的奸臣，他那套新法，是败坏祖宗成法的祸根。到了 20 世纪初一直到当代，一套新的说法又冒出来，王安石成了伟大的改革家，他那套新法，成了进步的、反抗保守势力的旗帜。这两套说法，看着针锋相对，其实干的是同一件事，都在把一场技术上极其复杂的政策实验，压扁成一个简单的道德故事，不是奸臣就是英雄，不是失败就是悲壮，要么一味地贬，要么一味地捧。可是只要认真去翻《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关于这场变法的记录，就会发现真实的情形，比这复杂得多。青苗法在有些地区运转得很好，在另一些地区，被底下的胥吏歪曲成了硬摊派。市易法在大城市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在边远地方却变成了官商勾结。免役法在富户那里减轻了负担，在中下户那里反而加重了。这些一地一个样、一层一个样的细节，在奸臣对英雄的二元故事里，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是谁让它们消失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是近 1000 年里一代又一代写文章、编教材、讲故事的人，每一个都觉得自己在还原历史，可每一个，都用自己那个时代的标尺，把上一代的简化，又往前简化了一步。这种简化，是人为的。老祖宗有个字，专门讲这种人手做出来的东西，偽。偽不是假的意思，偽就是人为者，是人做出来的。把一场有成有败、千头万绪的实验，加工成一个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的人物形象，这是人为的偽，不是历史本身长成那个样子。位置只有分工不同，王安石不是奸臣，也不是英雄，他站的，是国家下场调控的那一道位置，那道位置无所谓道德上的高低，只有在具体条件下转得动转不动的分别。正因为那套道德故事是人为撑起来的，所以它也能被人撑回去，读原始文献的好处，就是把这层人为的加工反过来，让近 1000 年前那场真实的、复杂的、既有成效也有失败的实验，重新变得可以讨论，而不是只能被拿去站队。

十、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内容，有没有直接传进近代欧洲的经济思想，没有充分的文献证据。欧洲对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那种笼统了解，从 17 世纪起确实就在流传，可是对这些改革的现代学术研究，是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成形之后才发生的，所以这里看到的相似，更应该理解成各自独立的趋同，不是直接的影响。这一节摆下来，有几件事是站得住的。新法可以读成一次在好几个经济领域里协调推进的干预。它的结构，和后来的宏观经济框架，有功能上的相似。它被真正实施过，提供了超出纸面理论之外的历史证据。它的结局，又把大规模政策落地时反复出现的那几类约束，摆到了明面上。这几件事都是描述性的、比较性的，不是要替王安石翻案，也不是要给他定罪。和这一章前几节撞见的，还是同一件事，源头明明就在那里，讲故事的人绕了过去，或者把它压成了一个方便传讲的形象。从管子到王安石，这一章把先秦到宋代那条经济思想的脉络，走了一大半。下一节换一个角度，讲永乐大典，讲那部惊人的大书，讲中国的知识，是怎么经由耶稣会，一点一点流进近代欧洲的视野的。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六节　永乐大典与耶稣会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