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二章 第四节

第五卷 第二章 第四节

立法者从哪里来，选举、任命、世袭、自封

前三节讲了立法者为谁立法、立法后怎么传、传给谁之后用谁来执行。但有一个更源头的问题，立法者本身是怎么来的。立法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立法者是某个群体的某个成员，以某种方式，获得了 ＂ 立法 ＂ 这个位置。这个 ＂ 以某种方式 ＂，决定了立法者后续会为谁立法。如果立法者是被群体真心托起来的，他立的法律会更接近群体的需要。如果立法者是被一小撮人推上去的，他立的法律会更接近那一小撮人的需要。如果立法者是自己抢上去的，他立的法律首先会为他自己保位。

一、公元前约 700 年，管子讲过。

「凡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管子·牧民》

政之所以兴，在于顺应民心。政之所以废，在于违逆民心。管子讲了一个最朴素的事实。立法者如果顺应民心，民就拥护。立法者如果违逆民心，民就反抗。这一层，讲的不是道德，讲的是结构。任何立法者，都躲不过这一条。

但管子自己也知道，讲完这句话，问题还没完。因为 ＂ 民心 ＂ 是什么？民心里，有多数人的心，也有少数人的心。有有余之人的心，也有不足之人的心。立法者顺应哪一部分民心，就是在选择，为谁立法。这一选择，多数情况下，是由立法者本身的位置决定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主观意愿决定的。

二、中国历史上，立法者的来源，主要是这几种。第一种，世袭。父死子继，位置世世代代传下来。第二种，任命。上一级的权力拥有者，把权力传给下一个人。第三种，选举。某个群体的成员，通过投票或举荐，选出来代表整个群体。第四种，自封。自己有了力量，就自己宣布自己是领导。

中国历史上，世袭是最常见的。一个部落首领或国家统治者，死了之后，儿子或兄弟继承位置。这种方式最稳定，因为儿子从小就在权力中心长大，对权力系统最熟悉。但世袭的问题也最直接，儿子的能力和父亲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有才能的君主，儿子可能是个昏君。这种情况，民就遭殃。

任命方式，常见于中国的官僚系统。上面任命下面的官员。这种方式，利好于中央集权，因为上级对下级有约束力。但任命的问题是，被任命的官员，第一责任是对上面的人负责，而不是对下面的民负责。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上级的评价，而不是民众的满意度。所以任命方式下，官员多数会倾斜于讨好上级，而不是服务民众。

选举方式，中国历史上很少见。但也有过。比如古代的部落首领，有时会由部落成员举荐或投票选出来。这种方式，民的意愿最直接地进入了选择过程。被选出来的领导，多少知道，自己的位置是民给的，民不满意，位置就会被收回。所以选举方式下，领导者对民的 ＂ 顺民心 ＂ 有最直接的动力。但选举方式也有问题，人多的地方容易闹，容易流于众议，容易被煽动。

自封方式，常见于战乱时期或权力真空时期。谁有力量，谁就自己宣布自己是领导。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就是自封。这种方式最粗暴，但也最直接。自封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合法性，只有暴力。所以自封者多数会用更严厉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因为他们知道，民心不在他们这一边。

三、这四种方式，都有各自的问题。世袭，依赖家族的能力传承。任命，依赖上级的公正判断。选举，依赖民的智慧和理性。自封，依赖武力的压倒性。没有一种方式，能保证立法者一定会为民立法。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四种方式，可以用一个维度来排序。就是，立法者获得位置时，有多少民的参与。世袭，民完全没有参与，位置在家族内部传递。任命，民也没有参与，位置在权力阶级内部传递。选举，民全程参与，民直接投票或举荐。自封，民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发言权，位置完全由强者拿走。

按这个维度，选举最接近 ＂ 顺民心 ＂，世袭和任命次之，自封最远。但这并不意味着选举就一定会产生为民立法的领导。选举只是一种机制，被选出来的人，一旦坐上位置，权力的本性就开始显现。权力的逻辑是自我保护、自我扩张，这和 ＂ 为民 ＂ 的逻辑是相反的。所以，即使是选举出来的领导，一旦掌握了权力，也很容易逐渐背离民心。

四、公元前约 200 年，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里写过。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史记·陈涉世家》

王、侯、将、相这些高位，难道是天生就有的吗？陈胜一句话，问出了权力的最深层。权力不是天生的，权力是人夺的。一旦这一层被看穿，就没有人再会乖乖接受 ＂ 我命由天 ＂ 这样的话。陈胜起义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起义、造反、改朝换代，成为了常态。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强者，用武力推翻旧的权力，然后自立为新的 ＂ 王侯将相 ＂。

这看起来像是在反抗不公正。但司马迁没有评论对错。他只把这一层摆出来。读完了，读者自己看清楚。陈胜起义推翻了秦朝，自己建立了张楚政权。张楚政权用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秦朝用过的那一套，用严刑峻法约束民。后来汉朝建立，又推翻了张楚。汉朝刚建立的时候，承诺要 ＂ 宽刑轻赋 ＂。但汉武帝一上台，又开始严刑峻法。每一次推翻，看起来像是在追求更好的制度。但推翻完了，新的权力用的方式，往往和旧的权力一样。因为位置的逻辑，就是权力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会因为人换了，就自动改变。

五、公元前约 300 年，孟子讲过另一种思路。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孟子·尽心下》

民最重要，国家次之，君主最轻。听说过 ＂ 诛一夫 ＂，就是推翻一个坏的统治者，但这不叫 ＂ 弑君 ＂，因为这个人已经不配被称为君了。孟子的意思是，如果君主违逆民心太远，民就有权推翻他。这一层，讲的是民的最后的权利。

但孟子自己也承认，这种权利很难用。因为 ＂ 民 ＂ 本身是分散的。有余之人和不足之人的 ＂ 民 ＂，很难一致。所以即使民心再不满，也很难组织起来，真正去推翻一个权力。倒是有余之人，因为有资源、有组织、有共同的利益，反而更容易联合起来。所以现实中，推翻权力的，往往不是全体民，而是另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推翻了旧权力之后，自己成为新的权力。这样，位置就在强者之间转移，普通民反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六、那么，有没有办法，让立法者真正对民负责。古今中外的智者，都讲过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民的日常监督。立法者知道，民在看着他，民随时可能表达不满。这种 ＂ 看 ＂ 和 ＂ 说 ＂ 的权利，能对立法者产生持续的压力。如果民有充分的 ＂ 言论自由 ＂ 和 ＂ 集会自由 ＂，民就可以随时表达，这个压力就持续存在。中文世界里，古人讲 ＂ 民为贵 ＂、讲 ＂ 民本 ＂，就是在强调这一点。西方传统里，启蒙以来，讲 ＂ 言论自由 ＂、讲 ＂ 新闻自由 ＂、讲 ＂ 舆论监督 ＂，也是在强调同一件事。就是，民要有声音，民的声音要能被听到。

第二个办法，民的终极制衡。如果立法者完全无视民的日常监督，民还有最后一张牌，就是选票或武力。如果是选举制，民可以在下一次选举时，把这个立法者选下来。如果是非选举制，民可以起义推翻。这张最后的牌，虽然很少用得上，但它的存在，就对立法者产生了制约。立法者知道，如果他做得太过分，民就会用这张牌。所以，民的终极制衡权，是对所有立法者的一种 ＂ 核威慑 ＂。

中国古代没有选举制，但有 ＂ 天命论 ＂。天命论的意思是，如果君主做得不好，天会表示不满，民就可以起义。这种 ＂ 天命 ＂ 的说法，其实是把民的终极推翻权，说得更隐晦一些。西方近代，建立了选举制和制衡制，明确写进了宪法。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讲的是民有权携带武器，目的就是，万一政府背弃了人民，人民可以反抗。这和中国的 ＂ 天命论 ＂，在逻辑上是同一件事，只是讲法更直白。

七、所以，立法者从哪里来，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立法者来了之后，民有没有办法让他对自己负责。这个办法，就是两条。第一，民要有声音，让立法者知道民在看。第二，民要有力量，让立法者知道民可以推翻他。

这两条，不管立法者是世袭、任命、选举还是自封来的，都适用。一个世袭的统治者，如果民有充分的声音和力量，他也会对民负责。一个选举出来的领导，如果民没有声音、没有力量，他也会忽视民。所以，关键不在于立法者怎么来，而在于民有没有真实的权利去监督和制约。

八、但这里有一个很深的位置。声音和力量，对于有余之人和不足之人，意义完全不同。

有余之人，天然就有声音。他们有资源建立媒体、创办报纸、组织沙龙、联络政客。他们的声音，自动进入了权力中心的耳朵。有余之人也天然有力量。他们有金钱、有组织、有与权力的直接联系。所以，对于有余之人来说，即使法律上写着 ＂ 言论自由 ＂，他们的声音也已经在那里，被权力听到了。对于有余之人来说，即使法律上没有明说，他们的力量也已经可以制约权力了。

不足之人，没有声音。他们没有资源建立媒体，没有平台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说话。给他们 ＂ 言论自由 ＂，他们也说不出来，说了也没人听。不足之人也没有力量。他们没有金钱组织，没有武器，对权力没有实际的威慑。即使法律上说民有权推翻政府，不足之人也推翻不了，因为他们没有力量。

所以，＂ 言论自由 ＂ 和 ＂ 制衡权 ＂ 这些东西，看起来是给全体民的，实际上，最能用的，永远是有余之人。权力在制定这些法律的时候，知道这一层。所以权力很放心地给 ＂ 言论自由 ＂ 和 ＂ 制衡权 ＂，因为权力知道，真正能有效行使这些权利的，只是有余之人。这样，＂ 言论自由 ＂ 和 ＂ 制衡权 ＂ 就变成了有余之人对不足之人的保护伞，而不是对权力的制约。

九、讲到这里，本节立第二章第四桩。立法者从哪里来，决定了他的初始位置。但一旦坐上了位置，所有立法者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怎么对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民的声音和民的力量。但民的声音和力量，天然分布不均。有余之人的声音大，不足之人的声音小。有余之人的力量强，不足之人的力量弱。所以，即使立法制度设计得再好，名义上给了所有民 ＂ 言论自由 ＂ 和 ＂ 制衡权 ＂，实际上，能充分行使这些权利的，还是有余之人。这就是法律制度最隐蔽的一层位置。文字写得很公平，实际分布很不公平。

下一节，第五卷第二章第五节，既得利益，法律的最大客户。这一节继续往这一个方向走。前四节讲的，是立法、普法、律师、立法者，这些都是法律体系的正面的东西。但每一个环节，都有既得利益方在。既得利益方不是某个坏人，而是在法律制度里获益的所有人。既得利益方常驻立法现场，普通公民间歇性出场。这就决定了，法律真正的客户是谁。请读者带着前四节立的位置，进入第五节。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五节　既得利益，法律的最大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