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四章 第六节
按劳分配的两种主要框架
按劳分配的两种主要框架
一、第五节末尾留下的问题
3.4.5 立完按劳分配的边界——它既根本,又有边界。
但读到那一节末尾,读者心里立刻浮出一个具体问题——
既然按劳分配在不同位置上需要不同的辅助机制,那么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怎么处理这种组合?
西方框架下,按劳分配是怎么运转的?
东方框架下,按劳分配又是怎么运转的?
两种框架的对照,能让读者看清楚什么?
本节把这件事如实摆出来。
二、本节最深的一刀,先放在前面
读者进入两种框架的对照之前,本节必须先把一刀立稳——
按劳分配是经济机制,不是政治体制。
它和任何政治体制都没有必然联系。
它可以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运转,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运转,在欧洲福利国家运转,在亚洲发展型国家运转,在拉美混合经济国家运转——所有这些国家里,按劳分配都是社会的核心分配机制之一。
(这一刀和 3.3.7 第七枝立的”资本制度可以在任何政治体制下使用”完全对称——经济与政治没有必然联系,这是这本书最高的纪律之一。)
主流话语经常把”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把”市场化薪酬”和”资本主义”绑在一起——
这种绑定,在过去一百多年里造成了大量的话语混乱。
事实是——
按劳分配作为机制,跨越所有政治体制。
真正不同的是不同政治体制下,按劳分配的具体形态、组合方式、配套机制。
本节做的事——就是把两种主要框架下的具体形态如实摆出来,让读者看清楚不同。
不评价哪一种框架”更优越”。
只看每一种框架的真实路径、真实成就、真实代价。
三、西方框架——市场主导型按劳分配
近代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大部分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都各自走出了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按劳分配框架。
核心做法——
让市场决定每一种”劳”的价格。
工资由企业 + 工人的合同谈判决定。
整体由市场供需关系调节。
按劳分配的具体衡量,主要采用业绩 + 市场需求 + 职级的组合。
这一框架的功绩:
功绩一:对稀缺人才极其友好。
顶级工程师、顶级医生、顶级律师、顶级金融家——他们的”劳”被市场充分定价,获得极高回报。
这种机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向这一框架的国家流动。
硅谷、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新加坡金融中心——都是这种机制的具体产物。
功绩二:激励效应强。
“干多得多、干好得多”的逻辑被推到极致——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创业活力、个人奋斗动力都被持续激发。
过去 200 年里,大部分原创性科技突破、商业模式创新、艺术与文化创新——都来自这一框架下的社会。
功绩三:劳动力流动灵活。
雇佣 / 解雇、跳槽 / 招聘——程序相对简化,流动性高。
这让”劳”的供需匹配效率较高,经济结构调整较快。
功绩四:产业升级动力强。
旧产业被淘汰、新产业兴起——速度较快。
工人在”劳”的市场定价压力下,有动力主动学习新技能、转换岗位、提升自己。
功绩五:多样化的劳动形态。
全职、兼职、自由职业、合伙、创业——所有形态在市场里都有自己的位置。
人对”劳”的不同安排被尊重(只要市场愿意付钱)。
这一框架的代价:
代价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按市场定价的按劳分配”在长期运行中会自然向”赢家通吃”倾斜。
顶层与底层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大多数西方框架国家都显著扩大。
美国基尼系数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0.35 左右上升到当代的 0.49。
代价二:中产阶级被挤压。
传统制造业中产阶级在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工资增长长期停滞,工作不安全感上升。
这是过去几十年西方主流国家政治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
代价三:对市场无价的劳动严重低估。
3.4.5 讲过的护工、护士、农民、教师、母亲、志愿者——在市场主导的按劳分配下,大多被低估。
辅助机制(最低工资、累进税、福利)有,但程度有限。
代价四:工会力量普遍萎缩。
工会化率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持续下降。
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被削弱,个人在市场上的”劳”的定价权被资本家一方主导。
代价五:某些类型的”短期主义” 。
为了应对市场对短期业绩的要求,长期价值的劳动(基础研究、教育、文化传承)在市场主导的按劳分配下普遍被低估。
这一框架内部本身也有差别——
美国式:市场化最彻底,贫富差距最大,激励最强。
欧洲大陆式(德国、法国、荷兰):市场化 + 强工会 + 较高福利,贫富差距相对较小。
北欧式(瑞典、丹麦、挪威):市场化 + 极强的工会和集体协议 + 高税收高福利,贫富差距最小。
日韩式:市场化 + 长期雇佣传统(现在正在变化)+ 较强企业内部福利。
英美与亚洲发达国家中间:各种混合形态。
同一个”西方框架”内部,具体做法差异巨大。
主流话语经常把整个西方框架笼统地讲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是简化。
真实情况里,美国和瑞典的按劳分配组合方式,差别可能比瑞典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大。
四、东方框架——多轨制按劳分配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框架不同的按劳分配框架。
核心做法——
国有经济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关键行业、公共服务领域——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国家分配机制(职级、工龄、行业、地区分配)。
民营和外资经济部分:几乎完全采用市场化的按劳分配(业绩 + 市场需求 + 职级)。
农村经济部分:从集体劳动转向家庭联产承包(按产出分配 + 部分集体调节)。
新兴经济部分:互联网平台、共享经济、新业态——完全市场化的按劳分配,变化极快。
这是一种”多轨制” ——同一个国家内部,几种按劳分配机制同时运转。
这一框架的功绩:
功绩一:几亿人在几十年内从极端贫困进入中等收入。
1980 年中国农村贫困率约 88%,2020 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
这种规模的减贫,在按劳分配的各种历史形态中,没有第二个例子。
功绩二:基础设施全球领先。
高铁、电网、5G、移动支付、新能源——短时间内做到全球第一或前列。
这种”集中力量做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与多轨制下国有部分的”按职级分配 + 长期规划”机制密切相关。
功绩三:制造业体系完整。
从原料到加工到组装到出口——全产业链布局。
这种产业能力的形成,与多轨制下国有 + 民营 + 外资三种按劳分配机制的协同有关。
功绩四:国内市场规模。
十几亿人口的国内市场作为缓冲,让中国经济具有独特的抗外部冲击能力。
这与按劳分配的多轨制让收入分布相对宽广、消费能力相对均衡有关。
功绩五:产业链韧性。
从口罩到芯片,从电池到电动车——产业链快速调整、扩产、转型的能力。
这与多轨制下”国家可以快速集中资源、市场可以快速响应需求”的双重机制有关。
这一框架的代价:
代价一:贫富差距快速扩大。
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 0.3 左右上升到当代的 0.4 以上。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都显著扩大。
代价二:房地产和债务的累积。
房地产作为重要的经济引擎,在过去 20 多年带动了巨大产能,但也累积了高比例的家庭和地方债务。
这种累积的代价,正在被持续消化。
代价三:过剩与重复建设。
某些行业在政策刺激下涌入过多资本和劳动力,形成阶段性的过剩。
之后需要漫长的”去产能”过程。
代价四:工作强度极高。
某些行业(尤其互联网、科技、制造业)出现”996”等高强度工作模式。
这对家庭、健康、长期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代价五:文化和传统的冲击。
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价值、传统社区、传统家庭结构都受到剧烈冲击。
这种冲击的后果,仍在持续展开。
代价六:人口结构的变化。
快速发展带来的副产品——生育率快速下降、老龄化加速。
这是几乎所有快速现代化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在中国规模特别大。
代价七:某些地区和群体被甩在后面。
快速发展过程中,某些地区(西部、东北)、某些群体(农民工、传统国企工人)在转型中承担了较大代价。
这一框架内部本身也有持续的演化——
1980 年代: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 城市国企渐进式改革。
1990 年代:大规模国企改革 +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 加入全球贸易体系。
2000 年代:加入 WTO + 制造业全球化 + 互联网兴起。
2010 年代:平台经济 + 移动支付 + 新基建 + 一带一路。
2020 年代:共同富裕 + 双碳目标 + 产业升级 + 数字经济。
多轨制的具体形态在持续调整中——
国有部分的边界、市场化部分的边界、新经济的位置、再分配的力度——每一项都在动。
五、两种框架的对照——读者会看见什么
把西方框架和东方框架放在一起对照,读者会看见几件事——
第一件——两种框架在功绩上各有极致。
西方框架——对稀缺人才的回报极致 + 创新活力极致 + 劳动力流动效率极致。
东方框架——大规模减贫极致 + 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极致 + 产业链完整度极致。
两种”极致”针对的人群、领域、维度完全不同。
没有可比性。
第二件——两种框架在代价上也各有沉重。
西方框架——贫富差距长期扩大 + 中产被挤压 + 工会萎缩 + 短期主义 + 对市场无价劳动严重低估。
东方框架——贫富差距快速扩大 + 房地产债务累积 + 工作强度极高 + 文化冲击 + 部分地区落后 + 人口结构变化。
两种代价的根源不同——
西方框架的代价主要来自”市场化按劳分配的内在偏向” 。
东方框架的代价主要来自”快速发展的内在压力 + 多轨制内部的协调难度” 。
两种代价都需要长期的政策矫正。
两种代价都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第三件——两种框架的”配套机制”组合不同。
西方框架的配套机制:
• 累进所得税
• 社会保险
• 失业救济
• 公共教育与公共医疗(程度因国而异)
• 退休金制度
• 最低工资法
• 反垄断法
东方框架的配套机制:
• 国有经济作为再分配的基础
• 户籍制度(正在改革中)
• 大规模公共投资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
• 精准扶贫与共同富裕政策
• 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
两种”配套机制”在功能上有重叠,在具体形态上完全不同。
重叠之处——都试图填补按劳分配的边界,都试图防止过度市场化的代价。
不同之处——西方主要靠”税收 + 福利”的事后再分配,东方主要靠”国有经济 + 公共投资”的事前结构性安排。
没有哪一种”配套”是更好的——只有”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哪一种组合更可持续” 。
第四件——所谓”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的对立,在按劳分配机制层面基本溶解。
两种框架都在用按劳分配作为核心机制。
两种框架都在用按需分配 / 公共服务作为辅助机制。
两种框架都在试图组合两种机制以应对各种挑战。
真正不同的不是”按劳还是按需” ,而是**“两者怎么组合 + 国家与市场的边界怎么划”** 。
这是一个机制设计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演化问题,不是历史终极问题。
六、回到老祖宗——孟子讲”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里讲过一段——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孟子】《孟子·公孙丑上》
字面意思: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时势;虽然有锄头(镃基),不如等待天时。
孟子两千三百年前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制度、智慧、工具——都必须配合具体的时势才能发挥作用。
读者注意——孟子讲的”乘势 + 待时”的精神,直接适用于按劳分配的两种框架。
西方框架的按劳分配,在西方文明几百年的历史路径、文化传统、政治演化的具体”势”下形成。
东方框架的按劳分配,在东方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路径、文化传统、近代经历的具体”势”下形成。
两种框架,都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
它们是各自的”势”在按劳分配机制上的具体落地。
没有哪一种是”应当被全世界采用的标准答案” 。
没有哪一种是”应当被全世界淘汰的失败实验” 。
每一种,都是它所在的”时”和”势”下,人们能找到的具体组合。
老祖宗 2300 年前看清楚了——制度的智慧,不是”应当”或者”必须”,而是”乘势”和”待时” 。
七、本节最深的一刀
讲到这里,本节最深的一刀正式立出来——
按劳分配作为机制,跨越所有政治体制。
真正不同的是不同政治体制下,按劳分配的具体形态、组合方式、配套机制。
西方框架以市场为主导,辅以税收和福利再分配。
东方框架以多轨制为基础,辅以国有经济和公共投资。
两种框架在功绩上各有极致,在代价上各有沉重,在配套上各有特色。
不存在”哪一种更优越” ——
只存在”哪一种在它所在的时势下,更能可持续地运转” 。
主流话语里那种”市场化是唯一正确的”或者”国家分配是唯一正确的”的论争——
底下其实是关于政治体制的论争。
经济机制成了政治争论的人质。
(3.3.7 第七枝立过这一点,3.4.6 在按劳分配层面再次立稳。)
真正的智慧,不是站在一边骂另一边。
是看清楚两种框架各自在做什么、付出了什么、还在调整什么。
然后在自己所处的时势里,做出对自己社会最合适的组合。
经济不是政治。按劳分配作为经济机制,可以在任何政治体制下使用,只是形态、组合、配套的不同。
老祖宗孟子两千三百年前讲的”乘势待时”,到今天仍然是任何制度设计的最高姿态。
八、留给下一节的钩子
本节立完了——按劳分配在不同政治体制下走出了不同形态,各有功绩、代价、配套。
但读者读完会立刻问——
按劳分配作为社会制度的核心,它和其他三种经济制度(资本制度、奴役制度、共产制度)是什么关系?
它们之间是对立的、替代的,还是相辅相承的?
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这四种制度怎么共同运转?
这是这本书最高命题之一——四个制度相辅相承,无对错好坏先后——的具体落点。
——本章下一节(3.4.7)继续。
那一节会把按劳分配与其他三种制度的关系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