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八节

第三卷 第一章 第八节

李约瑟、法兰克，当代学者把旧账翻了回来

一、这一章的前七节，走过了三个维度，文本上的对应，历史上的传播，思想上的环境。这一节，引入第四个维度，回溯性的学术重构。说白了，就是后来的一批学者，站在比前人宽得多的档案基础上，用比前人系统得多的方法，把关于全球发展、思想怎么形成、经济结构怎么演变的一连串问题，重新审视了一遍。这一节不主张这些学者意见一致，他们之间吵得很凶，这一节也不主张他们的结论就是最终的定论。这一节只观察一件很朴素的事，这些问题，已经被人认认真真地问过了，而且不止在一个地方问过，也不只是最近才问的。把这件事摆出来，前面七节的分量，就不一样了。

二、先说清楚这一节的功能。前面七节，连起来，可以读作一条被一支笔一节一节搭起来的分析序列，是这本书自己摆的一条线。这一节，要改变看的人站在这条线旁边的位置。下面要请出来的这些著作，有几个共同点，它们是各自独立产出的，它们大多比这本书还早，它们没有一本是在这本书的框架里被写出来的。这就带来一个简单却要紧的变化，看的人面对的，不再是孤零零一条由这本书摆出来的论证线索，而是撞进了一个宽得多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相似的结论，早就被人从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方向，各自摸到过了。这种从四面八方摸到同一处的趋同，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问题结构本身使然，这一节不下论断，只把它摆出来，让看的人自己掂量。

三、头一个要请出来的，是李约瑟。这位英国学者，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大书，叫《中国科学技术史》，把中国历史上那一大片广阔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一项一项地记录了下来。这部书的意义，常被拆成两半来理解。一半，是它把人类经验的记录范围，从欧洲一隅，扩展到了欧洲之外。另一半，是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中国古代的科技走在前头，那为什么后来的那场大分流，会朝着对中国不利的方向发生，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这个问题后来分量重到，干脆以他的名字命名，被叫做李约瑟难题，一代一代的学者，到今天还在为它争论不休。这部书经过了几十年的学术展开、争论和修正，为这一节的目的，没有必要去解决那些争论。只需要指出一件事就够了，今天，任何一套关于全球科学发展的叙述，它脚下的证据基础，已经不再局限于单单一条欧洲的文明轨迹了。这条扩展，是李约瑟用一辈子的功夫垫出来的。

四、第二个，是贡德·法兰克，一位德裔的美国学者。在那本叫《白银资本》的书里，他做了一件事，把近代早期的欧洲，从舞台中央挪开，放回到一个宽阔得多的全球经济体系里头去重新看。他的分析提示了几件事，那时候存在着大规模的跨地区交换，而这套交换的几个重要中心，是在亚洲，欧洲的参与，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从外部流进来的资源做中介才得以进行的，说得直白些，欧洲是拿着美洲的白银，买了一张登上亚洲这趟车的票。而那些白银，流来流去，很大一部分最后的归宿，是中国，当时的中国，是吸纳全世界白银的那个大池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那时候经济的重心，到底压在哪一头。这些主张，无论是涉及的范围还是具体的解释，都还有争论。可是它们仍然贡献了一种重新的定向，全球经济史这门学问，不再被默认成从某一个单一的中心开始讲起。一个被默认了很久的假设，一旦被搬走，它就不会自己再装回原来的样子了。

五、第三个，是英国学者霍布森。他考察的对象很特别，不是历史事件本身，是关于西方发展的那一套叙述，到底是怎么被构造出来的。他从中辨认出几种反反复复出现的写法，非欧洲的贡献，总被压到最小，传播和借取，总被低估，而那种从西方内部找原因的内生性解释，总被摆在最前头。他的工作，做在史学史这个层面上，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历史这东西，是怎么被人写出来的。这就把人的注意力，从事件本身，挪到了人在解释事件时，所穿过的那个框架上。这里有一句话值得记住，一个框架一旦立起来，它能活的时间，往往比当初撑起它的那些证据，还要长得多，证据早就松动了，框架却还杵在那里。

六、第四个，是美国学者彭慕兰，他那本书叫《大分流》。他做的是比较，把欧亚大陆上几个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一起比。他比出来几个发现，在工业化真正发生之前，某些地区的发展水平，是彼此可比的，分不出谁高谁低，那场大分流，是在一些特定的物质条件凑齐之后，才出现的，而单单靠一句长期的文明差异，去解释这场分流，是有它的局限的。这就把那个分流问题，重新框了一遍，从一种仿佛命中注定的必然，转向了一种取决于条件凑巧的偶然。要留意，偶然性这种解释，比必然性难讲得多，它更难被一般化，也更难被塞进一句简洁、好教、好背的课堂结论里去，这一点，后面还要回来说。

七、这个方向上的工作，远不止这几个人。还有一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着相关的追问，有人重建了欧洲称霸之前那个旧的世界贸易体系，有人专门写了历史是怎么被偷换的，有人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各自的转型，有人追问欧洲为什么富起来、亚洲为什么没有。这些作者表明，这一类追问，是跨着好几个学科在进行的。他们的结论各不相同，方法各有差异，得出的含义也并不一样，可是把他们整体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是在把这个追问，往一个相似的方向上推。这里可以归拢出几点朴素的观察，经验的记录，已经被扩展了，解释的框架，已经在调整了，而那个以欧洲为唯一中心的早期模型，已经被结结实实地质疑过了。这些进展，凑不出一个皆大欢喜的共识，可是它们改变了另一样东西，它们改变了什么是不需要论证、就可以直接拿来假设的事。凡是今天还得费力去论证的，往往正是那些还没被完全吸收进来的东西。

八、这里要专门指出一个区分，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区分。一头，是研究层面的学术。另一头，是标准教学层面的框架。上面请出来的这些著作，在专业的文献里，是被广泛引用的，同行们都认。可是它们被纳进大学通识课程的程度，就很不均衡了，常常是研究室里早就当常识的东西，课堂上却一个字都听不到。这中间的原因，可能有好几样，学科本身的结构，教学时间的限制，制度运转的延续性，还有，关于什么才算基础知识、值得放进入门课的那一套判断。这一节不主张任何一个单一的解释，它只是把这个区分指出来。一片空白摆在那里，它自己不会开口，解释自己为什么是一片空白，得有人去问，这片空白是怎么来的。

九、到这里，这一章走完了，停下来，回头把走过的路看一遍。第一节，管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物质决定意识这道位置摆得干干净净，马克思在两千年后摸到了同一角。第二节，孟子讲恒产在前、恒心在后，又是物质摆在道德前头。第三节，司马迁那双看利的冷眼，比斯密早了将近两千年。第四节，盐铁论那场辩论，把国家与市场该怎么摆，整整走过了一遍，最后走成了一个混合的局。第五节，王安石的变法，是 11 世纪一场帝国规模的宏观调控实操。第六节，耶稣会把中国的材料，成系统地带回了欧洲。第七节，魁奈被同时代人叫做欧洲的孔子。到这第八节，李约瑟、法兰克、霍布森、彭慕兰这些人，已经从档案里，把这些事一件一件重新提了出来。前面那七节，是可以被人合理地质疑的，有人会说，你这是民间立场，你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论调，你这是反西方，你这是把现代的理论硬塞进古代的文本里。可是到了这第八节，这些质疑，全都变得难以出口了。因为这些研究，没有一项是民间研究，是剑桥大学出版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是加州大学出版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李约瑟是英国人，法兰克是德裔美国人，霍布森是英国人，彭慕兰是美国人。他们不是在为中国发声，他们是在为档案发声，档案里写着什么，他们就写什么。那么那个问题，就更躲不开了，如果这些档案、这些研究、这些结论，明明早就在那里，为什么标准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教科书，还在拿那个自给自足的西方崛起的老故事，去教一茬又一茬的学生。这不是哪一个研究者的偏见，也不是哪一块地方的盲点，这是一种持续的、跨代的、有制度撑着的选择。人为者，伪也。可是这一回的偽，最值得想的，不是它的内容，是它的稳定性。讲王安石那一节的偽，民间话语的简化，还可以解释成一种懒惰。讲永乐大典那一节的偽，学科记忆的筛选，还可以解释成专业化分工的一种副产品。讲魁奈那一节的偽，对核心参照的删除，已经接近一种结构性的删减了。到这一节揭出来的，是更扎人的一层，哪怕有这么多被严肃同行评议过的、由顶级出版社印出来的、由非中国学者写就的研究，明晃晃地摆在场上，那个偽，仍然稳稳地待在原地，纹丝不动。这才是最值得想的。不是没人知道，是知道了之后，依旧不进入主流的叙述。学者那一层早就知道了，教科书那一层没跟上，到了普通读者那一层，根本就听不到。这中间的时间差，可能是三代人，也可能更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门学科的自我形象，一旦立定，它更新的速度，远远慢过这门学科自己产出研究的速度。研究在最前线往前拱，教科书还停在十年前，通识课程停在三十年前，公众的认知，停在一百年前。这个时间差本身，就是偽赖以存续的机制。它不需要任何人主动去撒谎，不需要任何人故意去隐瞒，它只需要让已经知道和开始讲这两件事之间，永远隔着一段距离。距离一直在那里，偽也就一直在那里。读这些研究的好处，是把这段距离，自己一个人，一次性地压缩掉、跨过去。这一章从头到尾做的，就是这一件事。

十、最后说一句这一节到底做了什么。它不解决任何争论，它也不去把那些结论综合成一个大一统的说法。它做的，是引入语境，是把前面七节的分析，放进一个宽阔得多的学术景观里，在那个景观里，相关的问题，早已经被人从多种方法、多种视角，反复检验过了。这么一放，效果是有限的，但也是确定的，看的人面对的，不再是孤零零一条论证，而孤立这东西一旦被挪走，就很难再完整地装回去了。这一章里，文本、传播、解释、重构，几种成分一层一层被摆了出来，单独看每一项，都可以按它自己的标准去掂量，合起来看，它们摆成了一个布局。这一章不替这个布局下最终的判词，它只指出一件事，这些成分一旦被同时看见，就很难再被还原回它们彼此分离、互不相干的那个老样子了。第一章到这里就收住了，从管子的仓廪，到当代学者的档案，先秦到宋代那条经济思想的根，连同它流向世界、又被人从世界的记忆里删掉、再被人翻回来的那段曲折，都摆完了。这一章立的，归根到底是一件事，老祖宗看经济，从来不把它当成一种主义的整块铁板，而是当成治国的物质底子、一套可以调可以理的机制。富民、轻重、四民、反周期、土地税、宏观调控，讲的都是机制，不是立场。把这条根立稳了，本卷往后那几章，才有地方扎下去。从下一章起，这本书要离开思想的源头，走进四种具体的经济元素，一种一种地摆，奴役、资本、按劳、按需。下一章先往下沉，沉到这四种元素里最沉重、也最让人不愿意正眼看的那一种，奴役。它不是古代的旧事，它换了张脸，还活在今天每一个人的身边。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二章　奴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