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六节

第三卷 第一章 第六节

永乐大典与耶稣会的欧洲

一、第一章从管子讲到王安石，前面五节，看的都是结构上的对应，中国老祖宗摆下的一道位置，后来在欧洲又被人各自摸了一遍。那五节，刻意把一个问题悬在半空，没去断言中间到底有没有传承，因为那几道对应，确实找不到一条清楚的传播路径，只能老实说不知道。这一节换一种方法。它不再谈结构像不像，它摆的是有档案为证的、实实在在的传播和接受，是从 1582 年到 1789 年这两百来年里，中国和欧洲之间，那些看得见、查得到的思想往来。这一节的目标，有限，也具体，就是要确认一件事，在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形之前，中国的思想材料，已经被翻译过、流通过、并且在欧洲的学术圈子里，被认认真真讨论过了。这一节不主张这种接触决定了后来的理论，那样讲就过头了。它主张的，是另一句更稳的话，这种接触，构成了那套理论生长出来的历史环境的一部分。环境，不是源头，这两个词的分寸差得很远，这一节自始至终，守在环境这一边。

二、起头先说一部书，永乐大典。这部大书 1408 年编成，两万多卷，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知识体系，规模和组织程度的一个标志。这一节不打算把它当成一部被直接搬到欧洲去的书，它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背景的指标。它指明的是，在耶稣会的传教士还没踏进中国、还没动手翻译之前，中国自己这套知识传统的密度和广度，已经攒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一个能在 15 世纪初，调动上千人，把当时几乎所有门类的典籍汇编成两万多卷的文明，它的知识储备，不是一片有待开垦的空地，是一座早就盖好了的、层层叠叠的大库。要知道，1408 年这部大书靠人一笔一笔手抄成形的时候，欧洲离古腾堡那台活字印刷机问世，还有三十多年，那时的欧洲，连大批量印书的本事都还没有。这个区分要先立住，永乐大典是中国知识条件的证据，不是欧洲直接拿到了什么东西的证据。把这两件事分开，后面的话才说得稳。

三、真正搭起中欧之间那条思想渠道的，是耶稣会的传教，从 1582 年利玛窦那一批人进中国算起，到 1773 年耶稣会一度被解散为止，前后将近两百年。这场传教，除了传教本身，还有一项功能，是一个持续的、有组织的翻译和报道的网络。它有几个特征，每一个都有历史档案撑着。一是长期居留，传教士在中国一住几十年，下死功夫系统地学中文、学经典。二是翻译，他们把挑选出来的中国文本，译成拉丁文这些欧洲语言。三是写报告，他们撰写大量关于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描述性报告，寄回欧洲。四是流通，这些译本和报告，通过欧洲的学术界和宫廷的网络，一份一份传开。这样一种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背后还有教会这一套制度在支撑。所以这种接触，不该被当成偶然的、零星的碰面，它是一条有结构、有组织、长期运转的思想传播渠道。这一点，是后面所有讨论的地基。

四、那么，经由这条渠道，到底有哪些中国的东西流进了欧洲。到 18 世纪中期，欧洲的读者已经能接触到的、被译过去或者被概要介绍过的中国材料，大致有这么几类。一类是儒家的经典文本，有的是节译，有的是全译。一类是中国的历史叙事。一类是关于中国治理体系和行政制度的报告。还有一类，是耶稣会士把自己的观察综合起来编成的集子。这些材料的质量，参差不齐，准确的程度、解释的方式、完整的程度，各不相同，它们加在一起，也远远算不上对中国思想的完整呈现，里头有误读，有想象，也有为了某种目的的取舍。可是它们合起来，结结实实地确立了一件事，中国的思想内容，在那个时候的欧洲知识界里，是在场的，是可以拿到手的，是被人拿出来讨论的。这件事一旦确立，后面那个让人不舒服的问题，才立得起来。

五、欧洲那一头，是怎么接住这些材料的，有三个有档案为证的案例，值得一个一个看。头一个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直接和在中国的耶稣会通信者打交道，也直接上手处理过中国的材料。档案能查到的，是他和耶稣会持续的通信关系，是他对中国哲学摆在明面上的兴趣，还有他对《易经》的那一番认真琢磨。至于这些接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那套形式化的理论工作，这是个仍然敞着的问题，这一节不替它合上。第二个是伏尔泰。伏尔泰用中国材料的方式，是把中国当成一面镜子，用来照、用来批判欧洲自己的制度。他的处理是有选择的、有解释的、在修辞上有策略的，他要的是中国身上对他有用的那一面。这显示的，是一种接受、一种取用，不是理论上的系统传承。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已经能看出，18 世纪欧洲第一流的脑子，是把中国放在自己的思想视野里头的，不是放在外头。

六、第三个案例，魁奈，对经济思想这一支来说，是结构上最贴近的一个。魁奈是 18 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领头人，前面讲孟子那一节，已经提过他一笔。档案能查到的有这么几样，他在著作里明确提到过中国的治理，他出版过专门把中国当成一个治理模型来讨论的书，而他那套重农学派的主张，和中国那套以农为本的原则之间，有清清楚楚、辨认得出来的思想关联，当时的欧洲人，甚至送了他一个欧洲的孔子的名号。这里要把分寸拿捏死。可以确立的是，中国的材料，构成了魁奈思考时那个概念参照场域的一部分，他脑子里盘算的时候，中国是在场的。不能下的定论是，重农学派的理论，可以整个还原成中国的来源。这两件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可以踏踏实实地确认前一件，不必、也不该硬走到后一件。守住前一件，已经足够把标准叙述里那道严丝合缝的隔绝，撬开一条缝。

七、顺着魁奈，再往下看一步，就到了亚当·斯密。历史档案里有据可查的事实是这样的，斯密本人和重农学派有过来往，在写《国富论》之前到法国，见过这一派的人，了解、并且认真处理过他们的工作。把这条捋直了，下面这句话就是一句站得住的、合理的陈述，那些在一个本身就含着中国参照的框架里被塑造出来的思想，构成了斯密所撞见的那个知识环境的一部分。这里同样要管住自己的笔，不必去断言有一条中国直通斯密的传承线，那条线没有档案能撑。更稳、更站得住脚的，是一句环境性的话，带着中国信息的种种论述，确确实实存在于斯密走进去的那个知识网络里。斯密不是在一间与世隔绝的苏格兰书房里，凭空把经济学想出来的，他走进的那个屋子，墙上早就挂着一些来自东方的影子。

八、把这一节摆的东西归拢一下，与其说它是一条笔直的、一环扣一环的链子，档案支持的，其实是一个层层叠叠的模型。最底下一层，是中国那套早已存在的思想资源。往上一层，是耶稣会的翻译和报道，把这套资源舀出来一部分，送上路。再往上一层，是这些材料在欧洲的流通和解释。再上一层，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对这些材料的接触和思考。最上面一层，才是经济和社会理论，在这样一个被浸润过的环境里，慢慢长出来。这五层叠在一起，不是一根从东到西、笔直贯通的管道，没有谁把一桶水从这头灌到那头。它是一个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影响和接触的场域，水汽在里头弥漫，分不清哪一滴落到了哪一棵苗上。讲传承，讲到这个层叠的、弥漫的程度，才算讲得诚实，既不抹去那些确凿的接触，也不夸大成一条并不存在的直线。

九、到这里，那个从这一章一开头就憋着的问题，终于可以尖锐地问出来了。这一章的前五节，反反复复问的是同一件事，为什么这些早就被中国人写下来的洞察，没能进入经济学是怎么来的这个标准故事。前面几节给的答案，都还温和，也许是平行发展，也许是没有清楚的传播路径，也许是难题相似、所以解法相似。可是这一节摆出来的情况，性质完全不同。莱布尼茨和耶稣会通信、伏尔泰拿中国批判欧洲、魁奈把中国当模型，这些不是猜测，是档案，是白纸黑字、签着名、查得到的事。这就是说，18 世纪的欧洲思想家自己，压根没有把中国排除在他们的思想世界之外，他们是公开地、明确地、署着名地，在处理中国材料。那么问题就变得很扎人了，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被谁、为了什么，从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家谱里，被抹掉的。答案是，不是 18 世纪，18 世纪的欧洲人自己没抹。抹这件事，发生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各门社会科学被建制化的那个过程里。随着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一个一个建起来，每一门学科，都得给自己写一本通史，告诉一茬一茬的新学生，这门学问是从哪儿来的。在这本通史里，亚当·斯密被讲成了一个从苏格兰启蒙里独自长出来的人，魁奈和中国的那层关系，在大多数教科书里，只剩一个脚注，或者干脆没有了，莱布尼茨对《易经》的那番认真，被划成他个人的一桩哲学怪癖，跟严肃的哲学分得开开的。这个过程，不是哪一个人的阴谋，是几代人、几百本教科书、几千堂课，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在概括重点、在删繁就简，每一次，都把上一次的简化，又往前推了一步。到 20 世纪末，一个普普通通的西方经济学本科生，整套课程学下来，一次都不会听到魁奈讨论过中国。这不是知识的自然遗忘，这是一桩学科记忆的工程。每一门学科，在立自己身份的时候，都需要一个我们从哪里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得清楚、得能教、得有边界，凡是会把边界搞模糊的、会让我们和他们难分彼此的东西，都被悄悄地修剪掉了。不是烧掉，不是禁掉，只是不再讲了，不讲，下一代就不知道。这正是上一节讲王安石时点到的那个字，偽，人为者，是人手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形象，能被一代代传话的人编成奸臣或者英雄，一门学科的家谱，照样能被一代代写教材的人，编成一条干干净净、自给自足的直线。学科的家谱，不是被发现的，是被编出来的，编的每一步看着都合理、都必要、都专业，可是合起来一看，编出来的东西，和原始档案里的样子，已经差得很远了。读档案的好处，和上一节读原始文献一个道理，是把这层人为的修剪，反过来再撑开。档案里到底写着什么。写着莱布尼茨认真读过《易经》，写着魁奈把中国当成经济治理的模型，写着斯密是在一个满是中国参照的环境里写作的。这些事，他们本人没有隐瞒，是后来的人，替他们隐瞒了。

十、所以这里有一道值得记下来的不对称。近代早期的欧洲文献，是公开地、大方地处理中国材料的，后来的学科史，却常常把这种接触，要么缩小，要么干脆隔离开。这一道转变，背后可能有它的缘故，也许是地缘政治的格局变了，西强东弱之后，承认曾经向东方学过，变得不那么体面，也许是学科分类的体系自己在演变。这个观察，谈的是史学史，是历史怎么被书写的那段历史，不是原始的传播事实本身。可是史学史也是一种事实，一门学科是怎么记忆自己的、又是怎么忘掉自己一部分来路的，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专门记上一笔。把这一节能确立的，老实圈出来，有四条。中国的思想材料，持续地、被翻译和报道地，进了欧洲。欧洲的思想家，有据可查地处理过这些材料。带着中国信息的论述，存在于启蒙时代的知识网络里。这几条合起来，给重新掂量标准叙述里中欧思想到底隔绝到什么程度，提供了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基础。这一节不主张的，也得圈清楚，它不主张直接的著作权传承，不主张理论上的依赖关系，也不打算拿中国去取代欧洲既有的思想正典，这些界限是必须守的，守住了，这一节的话才和档案的分量对得齐。第一章从管子的仓廪，一路讲到这里的档案，先秦到宋代那条经济思想的脉络，加上它流向欧洲的那条隐线，到这里就收住了。下一节，把镜头单独推到魁奈身上，仔仔细细看一看，古典经济学的起源里，那个一直被绕着走的中国问题。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七节　魁奈、重农学派与古典经济学起源里的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