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二节

孟子，恒产在前恒心在后

一、上一节从管子起头，把经济的几道位置摆在了 2000 多年前。这一节接着讲孟子。孟子名轲，约公元前 372 年到前 289 年的人，是孔子之后儒家最要紧的一位，后世把他和孔子并称孔孟。他的话由弟子在战国时编订成书，后来和论语、大学、中庸一起，合成了四书。从 14 世纪到 20 世纪初，整整六百年，四书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教材，读书人想做官，先得把孟子读到滚瓜烂熟，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一句一句地讲。所以孟子讲的话，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清谈，是一代又一代真要去治国的人，必须背下来、用出来的东西，它直接塑造了中国两千年里官员看待百姓、看待治理的眼光。这一节单挑出其中一段，讲恒产和恒心。这段话出在孟子对滕文公谈治国的场合，滕是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国君问孟子这国该怎么治，孟子张口先讲的，不是仁义道德四个字，是先让百姓手里有一份稳得住的家产。这道位置，孟子摆在 2300 多年前，比现代社会理论讲同一件事，早了整整 2000 年。

二、先看这一段原文。孟子在《滕文公上》里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用今天的话说，没有稳定的家产却还能守住稳定的心志，这种事，只有士这一类人做得到，至于普通百姓，没有稳定的家产，就没有稳定的心志，一旦心志不稳，那些放纵、偏邪、奢靡的事，没有一样做不出来。孟子这段话很短，可是把好几层意思叠在了一起，要一层一层拆开看，才看得出它有多重。

三、孟子在这一段里，连着说了三件事，而且这三件事是扣在一起的。第一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道德的稳定靠的是物质的稳定，没有恒产，就别指望恒心。一个人连饭都吃不上、明天的口粮都没着落，跟他讲礼义廉耻，讲了也是白讲。这一条不是凉薄，是实情。历史上每一次大饥荒，恒产一断，恒心几乎立刻就塌，平日里最安分守己的农民，会变成四处流窜的流民，会铤而走险去抢、去反，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一夜之间坏掉了，是因为托着他们品德的那块物质的板子，被人抽走了。孟子在 2300 多年前，就把这个机关看穿了。第二件，这道依赖的方向，是从物质到意识，是恒产决定恒心，不是恒心决定恒产，物质在前，心志在后。这一点，和上一节管子讲的 " 仓廪实则知礼节 " 是同一道位置，先有仓廪，再有礼节，先有恒产，再有恒心，老祖宗在不同的篇章里，反反复复摆的，是同一个先后。第三件最要紧，孟子说士是个例外，受过教育、经过文化训练的少数人，在物质不稳的时候，还能勉强守住心志。也就是说，孟子没有讲一句所有人的意识都被物质决定的大话，他讲的是这件事在不同的人身上，分布得不一样，普通人被物质牢牢决定，士被决定得松一些。这是一个分化的模型，不是一句一刀切的普遍命题，孟子把位置分得很细，细到连例外都给标了出来。

四、还有一层，比那三件事更要紧，常常被读漏。孟子讲恒产恒心，不是站在旁边做一个冷冰冰的描述，他是在给滕文公开一张治国的方子。讲完这段话，孟子紧接着就给国君摆出了具体的办法，怎么把田按井字分给百姓、怎么定一个不刮地皮的税法，让一家人种上几亩地、养得起一家老小、办得起红白喜事。他讲制民之产，讲五亩的宅院种上桑树、百亩的田地按时耕作，先把百姓的家底安顿好，再来谈教化。这道方子的位置，和上一节管子的 " 必先富民 " 是接得上的，先富民，再治理，先安顿物质，再谈道德教化。孟子把这道先后，从一句观察，推成了一套政府该去做的事。一个政权要稳，它该操心的头一件事，不是去管人民的心，是去保人民的产，产稳了，心自然就稳了大半。这是孟子留给治国者最硬的一条。2300 多年里，凡是把这条听进去的朝代，像汉初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那几十年，大多能换来一段安稳，凡是反着来、先把百姓的产刮干净再回头要他们尽忠尽孝的，大多撑不了多久就垮。恒产和恒心的这道先后，不只是一句道理，是一条被两千年王朝兴衰反复验过的规律。

五、把这道位置往后放两千年，会撞见马克思。马克思讲的几件事，和孟子这一段对得上。马克思讲物质条件塑造意识形成的环境，这是物质在前，马克思讲人在劳动里那种异化的体验不是均匀分布的，要看一个人站在什么位置上，这是分布不均，马克思讲脱离物质条件去空推道德或政治的转变，效果有限，这是别空谈道德。三件事叠起来，方向和孟子那一段是同一个，都把物质条件当成意识的首要解释，都看到了不同位置上的人承受的方式不一样，都不肯脱开物质去空谈道德。时间差，大约 2000 年。这里要老实说一句分寸，免得把话讲过头，也免得把人压得太低。马克思往前走得比孟子远，他做了孟子没做的事，他把劳动、价值、资本，拆成了一套很具体的机制，一层一层往下挖，这是他那一行扎扎实实的专业活，孟子那一段里并没有这些机制，这一份功劳，得老老实实记在马克思名下。可是马克思也往前多走了一步，恰恰是这一步，可能没立稳。孟子分了士和民，是让两种位置各安其位、彼此供养，士替民操心治理，民替士种出粮食，两种位置并存，谁也离不开谁。马克思分了阶级，却把它推成了一套阶段递进，一个阶级推着取代另一个阶级，配上了你高我低、谁该退场的剧本。一个是并存，一个是递进，一个让位置互补，一个让位置对立。位置只有分工不同，制度之间没有先后高低，本就并存共生，这一点孟子守住了，后来摸到同一道位置的人，不一定都守得住。这不是说马克思错、孟子对，是说同一道位置，孟子摆得更稳、更收敛，马克思摆得更细、却也更容易滑向对立，各记各的功，各点各的分寸。

六、孟子留下的那个例外，士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值得再多想一层。乍一看，这像是给士一份特殊的体面，好像士天生道德高出一截，可以不被物质拴住。可是换个角度看，士之所以能无恒产而有恒心，恰恰是因为他的恒心，本来就被另一种 " 产 " 养着。不是田地，是文化的家底，是俸禄，是被人供养着读书、不必下地的那份资格。换句话说，士不是真的不依赖物质，是依赖另一种物质，只不过这种物质，被包装成了 " 修养 " 两个字，看上去就清高了。孟子自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今天已经无从知道。可是这一层一旦点破，孟子那道物质在前的位置，反而站得更稳了。连看上去最超脱、最不食人间烟火的士，底下也垫着一份产，断了俸禄、抄了家底，十个里有九个，照样守不住那颗恒心。翻翻史书，一个王朝垮下来，俸禄一断，多少读书人跟着流离失所，卖字卖画、寄人篱下，能咬牙守住气节的，从来是少数，多数人也得先顾着把命活下去。这不是说读书人不如人，是说连读书人也站在同一道物质的地面上，没有谁的脚是悬空的。物质在前，意识在后，这道位置其实没有例外，士也逃不掉，他只是被养的方式，和种田的百姓不一样罢了。

七、讲到这里，要把两种常见的读法都摆出来，因为这两种读法，其实犯的是同一个毛病。一种读法是传统那一路，把这段话读成 " 君子的高尚 "，士能无恒产而有恒心，是因为士品德高、修养好，这就把士往上抬了一截。另一种读法是近代那一路，把这段话读成 " 阶级的真相 "，说士的恒心，是被别人的劳动供养出来的，这就把士往下贬了一截，读成了一种占便宜。一个往上抬，一个往下贬，方向正好相反，可是它们干的是同一件事，都在给位置分高低、分贵贱，都把本来只是分工不同的位置，硬读成了道德上的高下。位置只有分工不同。士是一种位置，民是一种位置，士被文化和俸禄养着，民被田地和力气养着，这是分工不同，不是谁比谁高贵，也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把士读成高尚，是把位置道德化，把士读成占便宜，也是把位置道德化，两条路都偏了。孟子那一段最朴素的位置，剥到底其实就一句话，每一种人都被某一种产养着，没有谁能真的脱开物质去谈道德，士和民的差别，只在被养的方式不同。谁有资格谈道德，谁负担得起谈道德，这些问题孟子那一段里都潜伏着，可是它们不是为了分谁高谁低，是为了让看的人看清，道德这件事，底下永远垫着物质这一块板。

八、孟子这部书往欧洲走的路，比管子那部书清楚一些，甚至有一条线索，比一般人想的还要实。从 17 世纪起，耶稣会的传教士就陆续把四书往拉丁文里译，这些译本在欧洲的知识界流传，孟子的完整拉丁译本，到 18 世纪初才出齐。莱布尼茨、伏尔泰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过当时能见到的儒家译本，伏尔泰极推崇孔子的学说。再往经济这一头看，18 世纪的法国有一派叫重农学派，领头的是魁奈，他主张农业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主张让经济照自然的次序自己运转，少去硬管。这套重农、顺势的主张，和孟子那道先保民产、轻徭薄赋的方子，影子是叠得上的。魁奈对中国的治国之道极其推崇，当时的人甚至称他作欧洲的孔子。而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到法国见过魁奈这一派，受了他们不少影响。把这条线串起来看，中国那套重农、富民、顺其自然的治国位置，经过耶稣会的译本，经过魁奈的重农学派，多少渗进了欧洲近代经济学的源头。这条线索，证明不了任何一句生硬的谁抄了谁，它也不能说明马克思直接读过孟子。可是它能说明一件事，欧洲近代思想，不是在和东方文献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凭空长出来的，那个知识环境，并不封闭。所以这一节同样不下传承的死判断，平行发展也好，间接渗透也好，两种可能都留着。要认定的只有一件事，孟子这道位置头一回落在文字里的时间，是清楚的，比现代社会理论讲同一件事，早了 2000 年。

九、孟子这道位置，往本卷深处再看一眼，里头藏着一个要紧的转折，值得先埋下。物质在前，这是底子，没有恒产托着，恒心多半立不住，这一层前面讲透了。可是别忘了孟子留的那个例外，士能在物质不稳的时候，靠着文化训练出来的心志，勉强站住。这个例外其实在悄悄提示另一层，物质是底子没错，可是底子之上，还压着一样东西，那就是文化养出来的品德。一个人，一个社会，光有恒产，未必就有恒心，恒产只是把恒心变得可能，真正让恒心立起来、立得住的，是文化里那套关于该怎么做人的东西。这一卷往后会一步一步走到那里，经济是底子，政治、法律也都是机制，可是这些底子和机制之上，文化才是根，没有文化里的品德，再厚的家产也守不住，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掏空。孟子在 2300 多年前，就把这两层的关系，物质这块底板和文化这条根，悄悄一起埋进了恒产恒心这短短一句里。看的人现在不必全懂，记住这一句话里压着两层就够了，往后走到这一卷最深处，还会回来。

十、这一节摆下来，有四件事是站得住的。孟子里有一段清楚的话，讲物质条件和道德意识之间的关系，而且点明了这道关系在不同的人身上分布得不均匀。这道论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里长期起着作用，是治国伦理的基础文本之一。这部书的内容，从 17 世纪起就在欧洲的知识界里流通。可是标准的现代社会理论叙述，通常不把孟子放进这一脉的讨论里。前三件，是关于文本本身的事实，第四件，是关于一门学科怎么挑着讲自己的历史。和上一节讲管子时撞见的，是同一件事，源头明明就在那里，讲故事的人却绕了过去。这不是要替孟子争一个名分，孟子不缺这个名分，这是要让看的人看清楚，物质在前、道德在后这道位置，连同那道先保民产、再谈教化的治国方子，都不是 19 世纪在欧洲才被想出来的，它在 2300 多年前的中国，已经被一位读书人，连着治国的道理，一起讲得清清楚楚。下一节讲司马迁，讲他在《史记》里怎么用一个 " 利 " 字，把天下人的来来往往，看了个通透。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三节　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