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三卷 第一章 第一节

管子，同一道位置早立了两千年

一、第三卷讲经济制度。第一章从中国先秦至宋代的经济思想说起，把整卷的根基立在老祖宗这里。这一节先讲管子。把管子放在最前头，不是因为他名气大，是因为后世经济学反复回去摸的那几道位置，管子在 2000 多年前就已经摆下了。第一章要请出的不止管子一个，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董仲舒、王安石、朱熹，老祖宗 2700 年的经济思想会在这一章里轮流主场，这一节先从管子起头，是因为管子最早、也最系统地把经济当成治国的物质底子来谈。功劳归老祖宗，这一节做的只是把它们重新摆出来，让看的人看清楚。近些年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把马克思放下，回到老祖宗那里去，理由大致是马克思是西方的、老祖宗是中国的，看的人不该再用别人的框架，应该回到自己的传统。这套话听起来振振有词。可是只要认真读一遍管子，再认真读一遍马克思，看的人会撞见一件不太舒服的事，他们摸的是同一道位置。管子在前，立得早，也立得朴素，马克思在后，摸到了其中一角，往前还多走了几步，那几步走得稳不稳是另一回事。这件事值得停下来把位置摆清楚。位置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也没有先进落后之别。把老祖宗和近代学者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比，不是要分出谁胜谁负，是要看清同一道位置规律，在 2000 多年里被不同的人各自摸到过一角。管子摸得早也摸得全，近代学者摸得晚却摸得专、摸得细。学科叙述里常常把管子绕过去，仿佛这些洞见都是 18、19 世纪在欧洲凭空冒出来的，这是一处错位，不是一桩高下。

二、先说管子这部书。管子托名管仲，管仲卒于公元前 645 年，是齐桓公的相。可是这部书并不是管仲一个人写的，而是历经数百年、由许多人编订而成的合集，大约在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之间慢慢长成今天的样子。对这一节来说只需要认定一件事，书里讨论的内容最迟在公元前 1 世纪已经以文字流传。管子不谈形而上学，它谈的是治国，谈财政、粮储、货币、人口，谈维持一个社会秩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正因为它谈的是这些，它才能和后世的政治经济学摆在同一张桌子上。它和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不在同一个话题里，它和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在同一个话题里，只是早了大约 2000 年。

三、第一道位置，物质条件在前，道德意识在后。管子在《牧民》里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库填满了人才顾得上礼节，衣食足够了人才分得清荣辱，物质在前，意识在后，这道位置管子摆得干干净净。马克思在 1859 年讲过一句结构完全一样的话，大意是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两句话的方向是同一个，先有物质，再有意识，先有仓廪，再有礼节，这不是相似，这是同一道位置被两个相隔 2400 多年的人各自摆了一遍。差别在哪里。管子把这道位置摆下就停在治理的观察上，他没有把它推成一套谁取代谁的剧本。马克思摸到同一道位置，往前多走了一步，把它推成了一套阶段递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阶一阶往上爬，还配上了阶级的对立，多走的那一步可能正是没立稳的地方。位置只有分工不同，制度之间本就并存共生，没有先后高低，硬把它们排成阶梯，再排出谁该被谁取代，是把位置道德化、阶段化了，管子没有走这条岔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在大学的课本里讲了几十年，讲的时候几乎从不提管子，仿佛这道洞见是 1859 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诞生的。它不是。它在公元前的齐国，早已经被一位地方官写进了治国的手册。

四、第二道位置，政权的稳定系在人民的物质状况上。管子在《治国》里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要治理一个国家得先让人民富起来，人民富了就容易治，人民穷了就难治，21 个字把民生和政权稳定的关系摆得清清楚楚。现代政治学里有一整个研究方向，专门用跨国数据去验证经济条件和政权稳定的相关，方法是回归分析，材料是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数字。方法是不一样的，管子靠的是治理经验，现代研究靠的是经验数据，可是方向是同一个，一个让人吃不饱饭的政权长不了。这道 " 必先富民 " 的位置往后在中国一脉相传，孔子讲先 " 富之 " 再 " 教之 "，孟子讲 " 制民之产 "，让百姓有恒产才有恒心，后世又有轻徭薄赋的一路主张，讲的都是同一道位置，先把人民的肚子安顿好，政权才安稳，教化才谈得上。富民在前，治理在后，这道先后 2000 多年没有变过。奇怪的是，政治经济学史在追这道命题的源头时，几乎从不追到管仲这里。

五、第三道位置，社会的职能分化。管子在《小匡》里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士农工商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能让他们混居杂处，杂处了言语就乱，事情就乱，这讲的是社会层面的职业分化，各居其位，秩序由此维持。亚当·斯密在 1776 年的《国富论》里也讲分工，不过他讲的是另一件事，是生产过程内部的工序分工，他那个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讲的是一个工人专做拉丝、另一个专做切断，效率因此翻了许多倍。两个人关心的不是同一件事，管子讲的是社会怎么分，斯密讲的是生产怎么分，可是这两道位置都从老祖宗那个 " 分 " 的洞见里各长出一角。荀子也讲过 " 明分使群 "，分清了位置才能把人组织成群。同一个分字在一种传统里被斯密扩成了一整门经济学的奠基，在另一种传统里管子只把它当治理常识随手摆下，这本身就值得想一想，不是老祖宗没摸到，是后人没回头看。

六、第四道位置，国家反着市场的周期来。管子的《轻重》篇把粮食市场的周期性失衡摆得很直白，「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丰年粮贱到没人买，连牲口都吃着人吃的粮，荒年粮贵到不可思议，路上却有饿死的人。对策也很直接，丰年国家收购，荒年国家抛售，用国家的力量反着市场的周期来。这套办法不是空谈，它从战国时魏国李悝的平籴法起了雏形，到汉代由耿寿昌正式立成常平仓，丰年官府平价收进，荒年再平价放出，把粮价的大起大落熨平，一代一代修补着用，一直用到清朝，前后 2000 多年。凯恩斯在 1936 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提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被看作 20 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可是反周期这道位置的基本逻辑，市场会周期性失衡、国家可以低买高卖把它熨平，并不是凯恩斯第一个摸到的，它在公元前 7 世纪的齐国就已经在做，到公元前 4 世纪左右形成了系统的论述，再通过常平仓一路运行了 2000 多年。凯恩斯做的那一份分工是真实的，他用现代的货币、银行、劳动力市场作框架，把这道古老的逻辑数学化、理论化，这是他那一行的专业活，只是如果一套经济学教育让看的人以为反周期是凯恩斯的发明，那套叙述就把前面 2000 多年轻轻略过去了。

七、第五道位置，货币是社会的工具，不是内在价值物。管子在《国蓄》里讲，「黄金刀布者，民之通施也，故先王善制其通施以御其司命」。黄金、刀币、布币是百姓流通使用的东西，所以先王善于调控这套流通，用它来管住百姓赖以为生的命脉。管子定义货币的方式很特别，他不问黄金本身值不值钱，他问黄金拿来做什么用，它是流通的工具，是国家用来调节民生的手段，这是把货币看成一种社会关系，不是把货币看成因为是黄金所以值钱的内在价值物。后一种看法，黄金因为是黄金所以有价值，在欧洲经济学里主导了很久很久，一直要到很晚货币理论才系统地把货币当作社会关系来处理，管子从一开始就没走那条弯路，他不需要去反驳金属内在价值论，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前提。把这五道位置叠在一起看，底下是同一个根。老祖宗看经济从来不把它当成一种 " 主义 " 的整块铁板，而是把它当成治国的物质底子，当成一套可以调、可以理的机制。仓廪、富民、四民、轻重、国蓄，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社会怎么把吃穿、生产、流通、储备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安顿好，这是一种元素的眼光，一种机制的眼光，不是一种立场的眼光。老祖宗 3000 年前就有这种眼光，《尚书·洪范》讲五行，水火木金土，是把世界拆成元素来看，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是把生成拆成层次来看，管子把这种元素的眼光落在了经济这件具体的事上。后世的近代学者一个摸到物质与意识，一个摸到分工，一个摸到反周期，一个摸到货币，各自摸到一种元素，却很少有人像管子这样把它们当成同一张治国底子上的几道纹路一起看，这正是这一卷往后要走的路，把经济从主义之争里拉出来，还原成元素和机制，管子是这条路的源头。

八、把五道位置摆完，接着要老实交代一件事，管子是不是直接传进了欧洲的经济学。目前没有清楚的文献证据。这里同时保留两种可能，两种都说得通，一种是平行发展，相似的物质条件会催生相似的分析路径，一个国家要喂饱人口、调控货币、稳住粮价，迟早会想到差不多的办法，无论它读没读过别人的书，另一种是间接传播，思想通过制度、贸易、传教士的记述，通过欧洲对中国治国术的零星了解，悄悄渗进了欧洲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这条路不留明显的文本痕迹，没有人引用管子，可是论证的方式有时会重现。这一节不需要在两者之间下判断，它需要的只是承认一件事，这些位置头一回落在文字里的时间是清楚的，它们后来有没有被传下去是不清楚的，把清楚的和不清楚的各自摆回各自的位置，不夸大，也不抹去。这一节摆下来有几件事是站得住的，管子里包含了若干位置的最早表述，这些位置后来成了现代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根基，这些表述和后来的欧洲文本在具体的地方有结构上的可比性，时间差是 2000 年以上而且无可争议，而这些最早的文本在标准的学科叙述里几乎是缺席的。前三件是关于文本本身的事实，第四件是关于一门学科怎么讲自己的故事，这一节最在意的其实是第四件。为什么会缺席，值得再想一层。一门学科在讲自己从哪里来的时候，总会挑一个起点，把这个起点之前的东西归到所谓前史、所谓思想萌芽里去轻轻带过，西方近代经济学把斯密当奠基人，把 18 世纪的欧洲当起点，这在它自己的脉络里说得通，可是位置规律不认这条边界，管子摸到的那几道位置不会因为它出现在公元前的齐国、不在 18 世纪的欧洲就变得不算数。把源头按时间老老实实摆出来，不是要抢谁的奠基人头衔，是要让看的人知道，这门学问的根比课本画的那条线长得多。这里还要补一句老实话，免得看的人误会，把老祖宗摆在前头不是要喊一句中国古代什么都有，那种话看的人早听腻了，也经不起推敲，这一节说的是一件很具体很窄的事，物质与意识、民生与政权、分工、反周期、货币这几道具体的位置，头一回落在文字里的时间，中文这边比西方早，早 2000 年以上，这不是文化自豪的腔调，是一个可以一条一条去查证的时间问题，查得到出处、对得上时间就站得住，查不到就不要硬说，功劳归老祖宗不是因为老祖宗是中国的，是因为这些位置确确实实是老祖宗先摆下的。最后回到开头那个说法，把马克思放下回到老祖宗，或者反过来用马克思的框架把老祖宗框起来，这两种说法其实站在同一个台子上，那个台子叫 " 传统对现代 "、" 中国对西方 "，逼着看的人选一边站，可是位置只有分工不同。管子摸到的位置，马克思也摸到了一角，斯密、凯恩斯各摸到一角，他们摸的是同一道规律，只是分工不同、时代不同、说法不同，把他们摆成对立的两边，是别人搭好了台子请看的人上去站队，台子本身就是个错位。真读懂了管子的人不会去反对马克思，真读懂了马克思的人会回头承认管子，主张扔掉一边、抱紧另一边的人多半两边都还没读。这一节不要看的人选边，只请看的人做一件事，自己去读，读管子，读马克思，读完了再回头想一想，那套 " 传统对现代 "、" 中国对西方 " 的对立，是真的存在，还是有人为了某种用意硬塞过来的。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二节　孟子，恒产在前恒心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