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四节
盐铁论
国家与市场最早的一场辩论
盐铁论
国家与市场最早的一场辩论
第三卷 第一章 第四节
盐铁论，国家与市场最早的一场辩论
一、前三节，管子、孟子、司马迁，讲的都是老祖宗怎么把一道一道位置摆下来。这一节不一样，这一节讲一场实打实吵起来的辩论。公元前 81 年，汉昭帝刚即位不久，朝廷在京城开了一场会，把全国各地举荐上来的几十位读书人请到朝堂上，跟当朝主管财政的大官，当面辩论一件大事，国家到底该不该把盐和铁这些要紧的买卖，攥在自己手里。这场辩论的记录，后来由一个叫桓宽的人，在公元前 1 世纪整理编订成书，就是《盐铁论》。一场两千多年前的政策辩论，能被一句一句记下来、传下来，这件事本身就难得。而更难得的是，这场辩论里吵出来的那些道理，放到今天，放进任何一本讲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书里，一条都不过时。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这些 20 世纪的名字，争来争去的那些题目，桑弘羊和那批儒生，在 2000 年前的朝堂上，已经当面对过一遍了。
二、要看懂这场辩论，先得知道它为什么会吵起来。汉武帝在位的几十年，为了打仗、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和财政窟窿，在全国推行了一整套国家亲自下场管经济的政策，盐由国家专营，铁由国家专营，酒由国家管控，还有平准，就是国家出手平抑物价，还有均输，就是把各地的物产统一收购、统一调配、统一运输。这套政策推行了几十年，到公元前 81 年，攒下了三样东西，一样是相当可观的国库收入，一样是越铺越大的行政班子，还有一样，是相当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政治批评。朝廷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实在的问题，这套国家下场的政策，到底是该保留，该修改，还是该废掉。要紧的是，这场辩论里抛出来的每一条道理，都不是书斋里凭空想出来的思辨，它们是已经在真实政策里跑过几十年、被行政效果、被老百姓的承受程度、被社会的反应，一条一条检验过的。这一点，把这场辩论，和后世许多光在纸上谈的理论讨论，分得清清楚楚，虽然两边谈的，是结构上很像的问题。
三、先看主张国家下场的那一方。领头的是桑弘羊，一位从小算账起家、把汉武帝那套财政政策一手设计出来的大官。他这一方为现行制度辩护，根本的主张是，「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本抑末，不便农商之利也」。意思是，国家把盐铁的利润攥在手里，是为了在百姓有急难时拉一把，是为了补上军队的开销，是为了扶持农业这个根本、压一压商业这个末梢，不是为了让商人从中渔利。桑弘羊心里有一本大账，外有匈奴压境、连年用兵，内有一台庞大的国家机器要养，钱从哪里来，要么往百姓头上加税，要么国家自己下场，把盐铁这种家家都要用、稳赚不赔的买卖管起来，他选了后一条，觉得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这个根本主张出发，桑弘羊这一方铺开了好几条论证。国家在盐铁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上，有理由亲自管。专营赚来的钱，可以替代那些压在百姓头上的沉重赋税，去支撑国家该办的公共事务。市场要是完全不管，在盐铁这种家家都离不开的必需品上，会闹出大乱子。私人的财富一旦集中到几个大商人手里，会反过来扭曲治理本身。而国家出面做的统一调配，能缓解各地之间的贫富不均。这几条，放进今天任何一本讲公共财政的书，都站得住。
四、再看批评的那一方，那批被称作贤良文学的儒生。他们的根本反驳，针对的是国家下场以后，在实际操作里冒出来的那些后果，「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意思是，地方官说翻脸就翻脸，一声令下关了市场的门、垄断了买卖，所有的货就被官府一把收走，货一旦被一把收走，价钱立马就飞涨。从这个根本反驳出发，这一方也铺开了好几条论证。国家亲自经营经济，会把当官的喂出一身贪腐的毛病。专营之下，东西的质量往下掉，价钱往上爬。国家一旦把心思放在搂钱上，治理本身就跟着变味。私人市场确实不完美，可是它有竞争，竞争自己会生出一种纪律，逼着人把东西做好。而过了头的行政管控，会把社会本该有的那点自主空间，一点点挤没。这几条，放进今天任何一本批评中央计划的书，也一样站得住。
五、把两边的论证摊开来看，会看到一些反反复复出现的分析路数，这些路数，后来在欧洲的经济思想里，又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冒了出来。主张国家下场那一方那几条，战略部门该由公家控制，国家收入可以替代直接的税，市场在必需品上可能失灵，财富不均可能变成政治势力，统一的调配可以稳住地区差异，这些论证，后来以更形式化的样子，出现在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稳定理论里，出现在 20 世纪中期那一波国有化的论证里，出现在现代关于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的理论里。批评那一方那几条，行政权力会引诱出滥用，专营会拖垮效率和反应速度，国家这个玩家身上没有竞争的纪律，经济上的管控可能一路扩张成政治上的支配，这些反论，后来出现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里，出现在公共选择理论里，出现在自由主义对中央计划的种种批评里。一边一个哈耶克，一边一个凯恩斯，吵的还是桑弘羊和贤良文学 2000 年前吵过的那一架。只是那两位古人手里攥着的，是几十年真实政策检验过的账本，近代这些学者手里攥着的，是后来才搭起来的理论框架，论证更细、更系统，可是位置是同一道位置。
六、这里要把分寸说清楚，免得把话讲过头。这种对应，不是说两边一模一样，也不是说历史上它们是同一回事。它说的是另一件事，当不同的社会，撞上结构相似的难题时，会反反复复地、各自独立地，想出形式上很像的论证来。换句话说，这一节不是在讲《盐铁论》提前把现代经济学讲完了。它讲的是，当一个社会要决定怎么分配那些人人都离不开的资源，要决定国家的权力到哪里为止，要决定市场协调能放到多宽，那么不管这个社会是公元前 1 世纪的中国，还是 20 世纪的英国，类似的论证，都会被人想出来。这种各自独立、却又撞到一处的趋同，本身就值得想一想。它说明，国家与市场这场辩论的核心论点，也许比一般人以为的，少一点历史的偶然，多一点问题结构本身的规律。同一道难题摆在那里，不同时代的人走到它面前，多半都会摸到那几条差不多的路。
七、最值得多想的，是这场辩论吵到最后的结果。公元前 81 年这场辩论，没有以任何一方的彻底胜利收场。结果是一部分改革，一部分调整，酒的专营被废掉了，盐铁的专营大体保留了下来，国家下场这件事继续存在，可是管的范围收窄了。这个结果，往长里看，塑造出了一种混合的经济结构，要紧的战略部门由国家管着，其余的部门，留给民间自己去活动。这个结果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地方，它不是哪一边赢了，它是一种长长久久的混合形态。也就是说，这场 2000 年前的辩论，最后给出的那个答案，和 20 世纪西方各国吵来吵去、反复争论之后，慢慢稳下来的那个混合经济的样子，结构上是一致的。这绝不是碰巧。这里头藏着本卷往后要反复讲的一道位置，国家管的那一块和市场管的那一块，从来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两边，是分工不同的两道位置。桑弘羊那道国家协调的位置是真的，贤良文学那道市场纪律的位置也是真的，两道并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制衡。没有哪一种组合是天生理想的，只有在当下这个时势里，相对合理的那一种组合。2000 年前那场辩论摸到的，就是这道位置。本卷往后会讲到四种经济元素，奴役、资本、按劳、按需，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盐铁论里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没有哪一种元素，能单独把一个社会撑起来，也没有哪一种元素，该被彻底废掉，它们永远是几种凑在一起、相辅相成又相互制衡的一个组合。组合里的比例，会随着时势挪动，可是几种元素并存这件事本身，从来没变过。盐铁论这场辩论，就是这道位置在 2000 年前的一次现场预演，国家管一块，市场管一块，谁也吃不掉谁，吵到最后，凑成了一个能用的局。看懂了这一场，再去看本卷后面那四章，就不会再问哪一种制度最好，只会问，眼下这个时势里，几种元素该按什么比例搭起来。
八、还有一层，比辩论本身更值得想。桑弘羊和那批儒生的辩论，今天的人多半只在中学课本里扫过几句，记得有盐铁专营这么回事，记得是个争议，可是争的到底是什么，早就想不起来了。这是一种遗忘。比遗忘更值得想的，是另一件事，2000 年里，这场辩论的两方，都被一点一点简化、符号化了。桑弘羊那一方，被压成了一个法家的标签，被扣上重利轻义四个字。儒生那一方，被抬成了代表民意，被供上了道德的高台。可是只要认真把《盐铁论》读一遍，就会发现两边的论证，都比这种标签复杂得多。桑弘羊讲过的东西，今天能放进任何一本现代公共财政的教科书。儒生讲过的东西，今天能放进任何一本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批评。这两种声音，原本是平等的、可以互相检验的两道位置，后来却变成了法家对儒家、重利对重义，是话语的简化，把一场严肃的政策辩论，包装成了一个好人坏人的道德故事。这件事，是把分工不同的两道位置，硬生生道德化、戏剧化了。位置只有分工不同，国家那道位置不狠，市场那道位置也不善，它们只是各管各的一摊。这不只是一部书的命运，是所有公共争论的命运，真正的论证一旦经过 2000 年的传颂，就会被压扁成口号，口号越好记，原来的论证就越被忘干净。每一代传话的人，都顺手用自己这代人的关切，把上一代的话往简单里再推一步，2000 年推下来，一场本可以教今天的人怎么想公共政策的辩论，就剩下几句对联似的法家狠、儒生善。读《盐铁论》原文的好处，就是把这种压扁，反过来再撑开。这件事，恰恰是这本书想做的一件事，把被口号压扁的位置，一道一道重新撑开，让看的人看见原来的论证，自己去掂量，而不是接过一句现成的口号就跟着站队。口号是别人替你下好的判决，论证是摊开在你面前的位置，这本书要给看的人的，是后者。
九、这部书还有一个值得专门提的地方，它保存下来的，是一场结构化的、面对面的对抗性辩论。这种保存方式，让几件事成了可能，可以把两边的论证摆在一起对照着看，可以从历史的结果倒推回去，看当年的政策推理是怎么一步步展开的，后来的人，可以在同一个框架里，掂量两边主张的轻重。这种把争论结构化的方法，让人想起后来的一些制度，想起议会里的辩论，想起法庭上原告被告的对抗式诉讼，想起监管讨论的那一套程序。不必去主张这中间有什么直接的传承，这种相似更可能说明的是，把争论摆成结构化的对抗，是一种被反复发明出来、专门用来处理复杂政策难题的办法。至于《盐铁论》往近代欧洲走的路，很有限，它的西方语言译本，要到 20 世纪才广泛可读。欧洲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了解，从 17 世纪起确实就有了一些，一些近代早期欧洲人对中国经济行政的观察，也确实进了当时的讨论，可是这一节指出的这种结构相似，最好还是理解成对同一类难题、基本上各自独立的回应，不是直接影响的证据。
十、这一节摆下来，有几件事是站得住的。《盐铁论》记下了一场建立在几十年真实行政经验之上的、多方参与的、关于国家要不要下场管经济的辩论。这场辩论里的论证，和后来现代经济思想里那场国家与市场之辩，结构上是相似的。这场辩论的实际结果，是走向一种混合的制度安排，不是任何一方的彻底胜利。可是这部更早的中国文本，通常没有被收进经济学的标准叙述里。把这四件事合起来，能看出一个意思，国家与市场这场辩论，更该被看成一种反复出现的分析结构，而不是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独有的思想发展。和前三节撞见的，还是同一件事，源头明明就在那里，讲故事的人绕了过去。下一节往后跳一千年，讲王安石，讲他在 11 世纪的宋朝，怎么把这套国家下场调控经济的事，实打实地，又干了一遍大的。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