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七节
魁奈
被同时代人叫做欧洲的孔子
魁奈
被同时代人叫做欧洲的孔子
第三卷 第一章 第七节
魁奈，被同时代人叫做欧洲的孔子
一、上一节确立了一件事，从 1582 年到 1789 年，中欧之间有一条有档案为证的思想传播渠道，中国的文本和制度描述，经由这条渠道，进了欧洲。这一节要做的，是从那一整片传播的领域里，单独拎出一个具体的节点，放到放大镜底下看，这个节点，是和魁奈连在一起的重农学派。挑这个节点，不是随手一指。如果要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世之前，找那个最值得停下来看一眼的学派，就是它。如果要在整个欧洲，找一个在档案里反反复复、明明白白、署着名地谈论中国的经济学派，还是它。问题，就从这里开始。
二、重农学派这一派，通常被讲得干干净净。它是经济循环的第一个模型，魁奈那张著名的经济表，第一次把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怎么流转，画成了一张可以看的图。它有一套农业剩余的理论，它是自由放任最早的表述之一，它讲一种独立于专断统治之外的自然秩序。这些说法，都对，可是都不完整。因为同一批学者，在写出这些理论的同一个时期、同一组著作里，反反复复地处理着一个非欧洲的参照对象，中国。不是把中国当成道听途说的传闻，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修辞上的比喻，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正在使用中的范例，尽管他们对中国的这份理解，本身带着不少偏差和想象。把中国从重农学派的故事里抽掉，这个学派就讲得不完整，可是标准的叙述，恰恰就是这么抽掉的。
三、先看一个最直白的证据，魁奈被他同时代的人，叫做欧洲的孔子。不是叫过一次，不是偶然叫的。这个说法，反反复复出现在当时的通信里、回忆录里、参考文献里，在魁奈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流通了，而且没有被公开否认过。这能证明魁奈在思想上承袭了孔子吗。不能。可是它证明了一件更有历史根据的事，用孔子来类比魁奈，在重农学派那个圈子内部，是说得通的、有意义的、能被接受的。一个标签，确立不了思想的起源，可是它能确立另一件事，一个学派，选择了让自己以什么样子被看见，或者说，允许自己被怎么看见。重农学派当年，并不忌讳别人把他们的头领和孔子摆在一起，这份不忌讳，本身就是一条信息。值得对照的是，当年这是一句体面的、抬举人的话，一个欧洲学者被比作东方的圣人，是荣耀，不是难堪。可是同样这句话，到了后来，慢慢就没人提了，甚至带上了几分需要替魁奈遮掩的意味，仿佛承认这位古典经济学的前驱和孔子有过这层干系，会折损他的分量。同一句话，待遇前后两重天，变的不是这句话，是后来人看中国的那副眼光。
四、再看一本书。1767 年，魁奈出版了一部著作，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个书名，今天常常被人误读，错就错在专制这两个字上。原文那个词，在 18 世纪的法语里，不光指横征暴敛那种专横暴政，它也可以指一套集权的、照章办事、讲求理性管理的行政体系，重农学派甚至专门造过一个说法，叫合法的专制。在这本书的内容里，中国，通过耶稣会中介过来的那些材料，被呈现成了这样一个案例，农业被摆在第一位，经济活动没有被过度地管，税收和土地的产出挂着钩，整套治理的体系，反映出某种潜在的道德秩序。这里头有一条，后来直接长进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他们主张一种只对土地征收的单一税，因为他们认定，财富真正的净产出，只从土地里来，工商业不过是在搬运它，而他们眼中那个税收紧紧扣着土地的中国，正好是这套主张的一个现成样板。要说清楚，这些主张，并不是关于中国的中性的、客观的描述，它们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一种建构，里头掺着想象和投射。可是这恰恰是关键所在。中国在这里，不是为了它自己被描述的，它是被使用的，被当成证据使用，被当成支撑使用，被当成一个接近现实世界锚点的东西，拿来给一套理论主张撑腰。
五、把这种使用摊开看，会看到一个对齐的模式，注意，是对齐，不是起源。在重农学派的整套学说里，中国的材料反复地冒出来，他们讲把农业当成价值的基础，中国是例子，他们讲不要去干预生产的过程，中国是例子，他们讲税收要和土地挂钩，中国是例子，他们讲治理要和道德秩序对齐，中国还是例子。这些，单拎出哪一条，都证明不了一种衍生的关系，证明不了重农学派是从中国那里抄来的。可是把它们合在一起看，它们做成了一件更难被忽视的事，它们显示，那个被欧洲人解释过、加工过的中国治理，是这套学说被表述出来的时候，所处的那个概念场域的一部分。它不在这套学说的外面，不在这套学说的后面，它就在这套学说的里面。还要补一句，免得看的人以为这是哪个偏爱中国的人一厢情愿的发挥。这些档案，这些关联，早就有正经的西方学者，一条一条考据过、出版过，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谁都能去查。这一节做的，不是发明一个新说法，是把别人已经查实、却很少被放进教科书的东西，重新摆回到台面上。
六、而且这件事，不限于魁奈一个人。在重农学派那个圈子里，这个模式一再重复。米拉波侯爵，在他谈改革的论述里援引中国。杜邦·德·内穆尔，在他的出版物里讨论中国的税收制度。杜尔哥，做的是带比较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有不同的解读，可是露出来的是同一个模式，中国，不是作为一片沉默缺席的，而是作为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参照点，在这个圈子的论述里，一次又一次地登场。一个人提一句，可以说是个人趣味，一整个学派的核心成员都在提，那就是这个学派思想底色的一部分了。
七、顺着这个圈子往下走一步，就走到了亚当·斯密跟前。1764 年到 1766 年间，斯密人在巴黎。他见过魁奈，他和杜尔哥交谈过，他研究过重农学派的理论。这些都不是有争议的事实，是写在斯密传记里的常识。斯密对魁奈的看重，到了什么地步，有一桩广为流传的说法可以做注脚，据说要不是魁奈在《国富论》出版前两年就去世了，斯密本想把这部书题献给他。比较少被说出来的，是这件事的含义。斯密当年所遭遇的，是一个内部论述里，已经包含了和中国治理的那种结构化接触的学派。这并不会让斯密就此变成中国的学生，这一步不能跨。可是它让另一件事变得没法再回避，古典经济学诞生的那个环境，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纯粹只拿欧洲做参照的智识环境。斯密走进的那间屋子，前面讲过，墙上挂着东方的影子，现在可以说得更具体，那影子，有一大片，就是重农学派从中国那里取来、挂上去的。
八、可是到了 19 世纪末，有一件事悄悄变了。同样的那些材料，还在那里。同样的那些文本，还在那里。同样的那些参照，仍然可以被读到。变的不是它们在不在，变的是它们的位置。中国，在关于古典经济学起源的叙述里，从正文，挪到了脚注，从论证的一环，挪成了一段趣闻，从结构性的东西，挪成了一桩供人猎奇的奇观。要紧的是，档案里没有任何东西，强迫这种挪动发生。这不是证据上的必然，不是新材料推翻了旧结论。这是一种组织上的选择，一种学科上的选择，是有人决定了，把这一块往边上挪一挪。挪动的背后，有它的时势。到了 19 世纪，世界的格局翻了个个儿，西方船坚炮利，东方节节败退，西强东弱成了那个时代的底色。在这样一个底色里，承认欧洲近代经济学的源头处，曾经向东方那个正在被自己打败的文明学过、借过，变成了一件不太体面、不太顺耳的事。一套关于自己从哪里来的故事，总是顺着讲故事的人当下的处境来裁剪的，时势变了，故事也就跟着改了口。
九、消失这个词，得加重音念。它不是说档案被销毁了，那些档案，完完整整地保存在巴黎、罗马、伦敦的图书馆里，一页没少。它不是说文本被禁了，魁奈那本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今天在网上还能免费读到。它甚至不是说有人站出来否认这件事，你要是当面问一个研究经济学史的学者，他会说，对，魁奈是写过那本书。它指的是另一件事，这件事，不再被讲了。不被讲，是一种比否认更厉害的隐藏。否认会招来反驳，不讲不会。否认，会让被否认的那个东西，以被否认的样子，留在人的记忆里，不讲，会让那个东西，从记忆里彻彻底底地溜走。到 20 世纪末，一个普普通通的西方经济学本科生，整套课程学下来，他知道亚当·斯密，他也知道魁奈是斯密的前驱，可是他不知道魁奈被同时代人叫做欧洲的孔子，他不知道魁奈出版过一本以中华帝国为题的书，他更不知道，重农学派内部有过一个反复拿中国当参照的话语模式。这些信息，没有一条是被销毁的，它们只是不再被讲了。是谁负责这个不讲，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代又一代写教科书的人，每一个都在做概括、做提炼、做突出重点的工作，每一次概括，都把上一次的简化，又简化了一步，每一次突出重点，都把非重点，又往边上挤了一步。每一步看上去都那么合理，教科书总得言简意赅，篇幅有限顾不上所有支线，中国那部分太复杂先放一放，这些留到学生读研究生再说吧。每一步都合理，合起来，就是一场系统性的删减。可是到最后，研究生那一关，也不讲了，教授们彼此心照不宣，都知道那段历史在那里，可是写论文的时候不去引，开会的时候不去提，上课的时候不去讲。人为者，伪也。在一门学科怎么塑造自己这张自我形象的层面上，这就是那个偽的具体面貌。把这一章这几节连起来看，偽出现在了三个尺度上。讲王安石那一节，看到的是民间话语对历史的简化，一场复杂的变法，被压成了奸臣对英雄。讲永乐大典那一节，看到的是学科记忆对档案的筛选，将近两百年的耶稣会传播，被整体地边缘化。到这一节，看到的是更精确的一件事，一个学派的核心成员，公开地、署着名地，拿中国当参照点，这件事，被一门学科系统性地，从自己的家谱里删掉了。这三层，是同一个偽，在不同的尺度上现出的形。读档案的好处，和前面读原文、读传播史一个道理，是把这层人为的删减，反过来再撑开。
十、所以这一节要让进入看的人视野的东西，得圈得很有界。这一节不主张古典经济学起源于中国，那种大话，一戳就破，而且根本没有必要。这一节推的，是更精确、也更难被打发掉的几件事。第一，中国的治理，在重农学派的写作里，是作为一个有据可查、反复出现的参照点出现的。第二，魁奈和孔子的那个类比，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后来人为了某种目的发明出来的对应。第三，亚当·斯密在自己思想成形的关键时期，遭遇的就是这样一个智识环境。第四，后来的思想史，把这个维度缩小了，不是因为证据消失了，是因为框架变了。这几件事，每一件都贴着档案的分量，不靠任何脆弱的猜测。最后说一句，这一节摆出来的所有东西，没有一项是被藏起来的，不需要重新构造，不依赖什么悬乎的推测，这些材料就在那里，这些参照有档案，这些文本能读到，可是在标准的叙述里，这一层故事，常常是缺席的，不是被否认，不是被驳倒，就是不在那里。这一节不打算告诉看的人，该得出什么结论，它只取消一个选择，没看见这个选择，被取消了。看见之后怎么想，是看的人自己的事。说到底，这一节要撑开的，不是一句中国比欧洲高明，那又是把位置往高低上摆了。要撑开的，是中欧两边的思想，本来是一片彼此渗透、并存往来的场域，分工不同，谁也不在谁的上头。后来那道把欧洲讲成自给自足、把中国删成一片空白的边界，是人为划出来的，是偽。读档案，就是把这道人为的边界拆掉，让两边重新各归各的位置，谁也不必矮一截，谁也不必占着高地。下一节，把时间拉到当代，看李约瑟、贡德·法兰克这些人，又是怎么把这桩被删掉的旧账，重新翻回到学术记录里来的。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