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第三节

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一、前两节，管子讲仓廪实则知礼节，孟子讲恒产在前恒心在后，老祖宗把物质和意识的先后，摆得清清楚楚。这一节讲司马迁，讲他怎么用一双冷眼，把天下人为什么动、往哪里动，看了个通透。司马迁，约公元前 145 年到前 86 年的人，汉武帝时做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他忍着奇耻大辱，花了大半辈子，写成了一部《史记》，从远古的黄帝一直写到他自己那个年代，130 卷，是中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大史书。这一节要单挑出来讲的，是《史记》的第 129 卷，《货殖列传》。货殖两个字，就是经商、生财、做买卖。司马迁把天下做生意、攒家业的人，专门立了一卷传，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这一卷大约写定在公元前 94 年前后，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将近 1900 年。在这一卷里，司马迁摆下的几道位置，后来被斯密、被马克思、被韦伯，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又重新摸了一遍。

二、先说《货殖列传》是怎么写的，因为它的写法本身，就是一个位置。这一卷里，司马迁谈了好几件事，谈商业在社会生活里起的作用，谈一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怎么决定它做什么生意，谈财富是怎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谈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他的社会地位怎么对应，谈人在挣钱这件事上反反复复露出来的那些动机。可是更要紧的，是这一卷不做什么。它不去搭一套抽象的理论，不去立公式，不去下一个放之四海的定义。司马迁把所有的观察，都嵌在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桩一桩具体的事里，让那些一般的规律，从大量的实例中间，自己慢慢浮出来。他不告诉看的人结论是什么，他把货摆出来，让看的人自己看出门道。看一看司马迁在这一卷里写了些什么人，就明白这种写法的厉害。他写范蠡，越国的功臣，辅佐勾践成事之后，不恋权位，转身去经商，三次攒成千金的家业，又三次散给穷人和远房的本家，世人称他陶朱公。他写子贡，孔子最能干的门生之一，一边做学问一边做买卖，富到能跟各国的诸侯分庭抗礼，司马迁还点了一句，孔子的名声能传遍天下，子贡这条财路在前后帮了大忙。他写白圭，把做生意做成了一门学问，讲究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人抛售的时候他买进，别人抢购的时候他卖出。司马迁不替这些人贴标签，不评他们是高尚还是市侩，他只是把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生财故事摆出来，那条利的规律，就从这些人身上，自己站了起来。这种写法，不是司马迁偷懒，是他的方法，也是他的立场。摆事实，让规律自现，不急着替读的人下判断，这一手，和这本书自己想做的事，其实是一路的。

三、《货殖列传》一开篇，司马迁就甩出了三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一句，「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人闹闹哄哄地来，是为了利，闹闹哄哄地去，也是为了利，想富，是人的本性，不用谁教，生下来就想。这三句话里，司马迁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人的活动有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规律，这个规律的核心，是一个利字。第二件，这个规律穿透所有的社会等级，上到王侯将相，下到贩夫走卒，没有谁能站在它外面。第三件，对财富的欲望，是人的一种长在骨子里的特征，不学就有，本来就在。要紧的是，这三句话不是假设，不是等着去论证的命题，它们是司马迁的观察前提，是他后面所有历史分析的地基。先认下人就是这样，再来谈怎么对待这样的人，这个次序，司马迁一上来就立死了。

四、司马迁这道把利当成起点的位置，往后放将近 1900 年，会撞见亚当·斯密。斯密在《国富论》里有一个结构上很像的提法，他说我们晚饭吃得上肉，不是因为屠户、酿酒师、面包师的好心，是因为他们各自顾着自己的利。经济上的交换，根子在自利，不在善意。司马迁和斯密，都把自利当成了理解大规模经济行为的起点，这一点是对得上的。差别也得说清楚，司马迁给的是一种从历史里看出来的观察，斯密搭的是一套关于市场怎么自己协调的系统理论，一个是史家的眼，一个是学者的架。可是这里要多停一笔，因为司马迁这道位置，正是这本书一道根本立法的老祖宗源头。这本书讲，资本不是邪恶，逐利是本能本职，就像水往低处流、火往上烧、狮子追羚羊一样，是本能，不是道德选择。司马迁两千年前那句「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讲的就是这件事，求利不是堕落，是人之常情，是不学就会的本能。把求利骂成贪婪、骂成邪恶，是后人给它扣上去的一顶道德帽子，司马迁那双冷眼里，根本没有这顶帽子。他只是认下，人就是逐利的，然后冷静地去看，逐利这件事，会长出什么样的规律来。

五、《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解释人为什么这样动、那样动，反来覆去强调的，是几样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有没有挣钱的机会，是脚下这片土地长什么、缺什么，是利益的牵引把人往哪里拽。他甚至给治国排了个序，把顺着百姓求利的本性去引导，排在了拿道德去教化的前头。这道用物质条件去解释人的行为的位置，往后放，会撞见马克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讲，物质的生产方式，塑造着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两个人都把物质条件，摆成了解释的头一位，都把那些观念、意识，看成是从物质里派生出来的、第二位的东西。形式上的差别还是老一套，司马迁是把它铺在历史叙事里，马克思是把它拧成一套理论框架。这一份把观察拧成框架的功夫，是马克思那一行扎实的专业活，老实记在他名下。可是和前两节讲过的一样，马克思也往前多走了一步，他把这道物质解释，推成了一套阶级一个接一个取代的阶段递进，配上了谁高谁低、谁该退场的剧本。司马迁没有走这一步，他用物质解释人，可是他没有把人排成必须互相取代的队伍，他只是认下人逐利这个底子，让各色人等在这个底子上，并存着、来往着。位置只有分工不同，这道收敛，司马迁守住了。

六、司马迁还在《货殖列传》里摆下了第三道位置，经济上的差距，会带出社会行为上的差别。他看得很冷，一个人手里的钱多到一定份上，旁人的恭敬、畏惧、依附，就会一层一层跟上来，钱少到一定份上，低声下气也跟着来。这不是他在做道德评判，是他在记一条社会行为的规律。这道位置往后放，会撞见韦伯。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韦伯，在他那部《经济与社会》里，摆了几个结构上接得上的说法，经济地位是一个人这辈子机会大小的决定因素，不同的阶层有各自可以辨认出来的行为模式，阶级、身份和社会行为之间，一直在相互拉扯。司马迁和韦伯，都把经济地位摆在分析的头一位，都看到社会行为是有规律的、不是乱来的，都看到这些规律会随着时间自己复制自己。差别仍旧是那一个，司马迁靠的是一个一个历史细节、一桩一桩案例堆出来，韦伯靠的是一套搭得整整齐齐的概念框架，一个用史笔，一个用学术的格子，摸的却是同一道位置。

七、讲到这里，要专门把司马迁的方法单独拎出来说一句，因为这是《史记》最厉害、也最容易被看漏的地方。司马迁那些一般的规律，不是先在脑子里抽象出来、再去找例子套的，是反过来，是从一段一段有头有尾的历史叙事里，归纳出来的。先有大量活生生的人和事，规律是从这些人和事里自己长出来的。前面讲的白圭就是个现成的例子，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八个字，不是司马迁凭空想出来的一条定律，是他看着白圭这个人怎么做买卖，一笔一笔归纳出来的，先有白圭这个活人，才有那条规律。这种由具体到一般的方法，和后来 19 世纪德国的历史学派之间，有一种方法上的相似。那一派经济学家，也强调从经验、从历史里去分析，反对一上来就搭抽象的模型。这种相似，不一定就是谁传给了谁，更可能说明的是另一件事，当不同的知识传统，面对的是同一类分析难题的时候，它们会各自摸索出相似的方法来。这道方法上的位置，对这本书还有一层亲近，司马迁摆事实让规律自现、不急着替人下结论的那一手，正是这本书想学的那一手，摆位置，让看的人自己看清楚，不替看的人下判决。

八、这一卷里最值得多想的，是司马迁那双眼睛的温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一句，被中国人引了 2000 年，可是绝大多数人引它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句世故的感慨，当成劝世诗、励志文里那句人性如此没办法的叹气。可是只要认真把《货殖列传》读下来，就会发现这句话根本不是感慨，是一句冷静的分析陈述。司马迁不是在叹气，他是在说，人的活动有规律，规律的核心是利，所有的政治、道德、教化，都得先建在承认这条规律的地基上。这是一种冷的眼光，不带价值判断，不站道德高地，先认下人就是这样的，再来谈怎么治理这样的人。这种眼光，后世的主流不太喜欢，因为它把利摆在了义的前头，2000 年的注疏，一直想把司马迁这一段软化掉，说他是在批判、在讽刺，是用反话劝人重义轻利。可是司马迁自己没这么说，他说的是「富者，人之情性」，富，是人性，不学就想要，这句话冷冷地摆在那里，被一层一层的解读捂热了 2000 年，今天扒开来读，它还是冷的，因为冷本来就在原文里。这里要补一道位置，免得看的人误会成司马迁在跟儒家唱反调。司马迁记 " 利 "，儒家重 " 义 "，这是两道分工不同的位置，不是一对一错。利是一道真位置，义也是一道真位置，两道并存，谁也不必吃掉谁。后人想把记利的司马迁，拉回到重义那一道上去，是想把两道并成一道，可是位置只有分工不同，利这道位置的真相，不会因为它不好听就不存在，义那道位置的分量，也不会因为有人逐利就减轻。司马迁的本事，是他敢把利这道位置，冷冷地、完整地、不加道德滤镜地，摆给后人看。

九、司马迁这部书往近代欧洲走的路，比孟子那部还要稀薄。从 17 世纪起，耶稣会的学者和后来的译者，陆陆续续把中国历史和经济思想的一些片段介绍到欧洲，可是像《货殖列传》这样要紧的篇章，在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形的那段关键时期，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西方语言译本在广泛流传。现有的证据顶多支持到这一步，欧洲对中国这套分析传统，可能有过一些间接的、零碎的了解，可是没有确凿的痕迹能证明，它对某一部具体的中国经典，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所以独立发展，和部分的知识接触，这两种解释都站得住，这一节同样不下死判断。要认下的还是那一件事，司马迁这几道位置头一回落在文字里的时间，是清清楚楚的，比斯密、比马克思、比韦伯各自摸到它们，早了将近 2000 年。

十、这一节摆下来，有几件事是站得住的。《史记》里，包含了关于自利、关于物质条件、关于经济分化怎么在社会里运转的，一套反复出现的分析模式。这套模式，是用历史叙事的形式摆出来的，不是用抽象理论的形式。结构上接得上的分析框架，后来才在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理论里，以更形式化的样子出现。可是这些更早的中国材料，通常没有被收进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的标准叙述里。把这四件事合起来，能看出一个意思，历史文本和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条笔直的线，一门学科记得住什么、记不住什么，反映的可能是一种挑选，不只是时间的先后。和前两节撞见的，还是同一件事，源头明明就在那里，讲故事的人绕了过去。司马迁不缺这个名分，他那双看利的冷眼，自己立得住。下一节讲《盐铁论》，讲 2000 年前的中国，国家该不该垄断盐和铁，朝堂上吵起来的那一场，可能是人类最早的一场国家与市场之辩。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四节　盐铁论，国家与市场最早的一场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