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一章 第三节

第五卷 第一章 第三节

法律服务于谁？大众懂的真位置

上一节认了 ＂ 偽 ＂ 字，立稳了法律是人為之事。这一节接着问一句最戳心窝的话，法律，到底是为谁立的？这个问题，每个活在法律网里的人，心里都问过。可主流话语给的答案，和老百姓心里揣着的答案，常常对不上。这一节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答案并排摆出来，让读者自己看清楚，它们中间那道缝是怎么来的。

一、先请出最早把这件事讲透的那位老祖宗。公元前约 700 年，管仲在齐国，写下一笔。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仲】《管子·治国》

这一笔，上一节引过半句，这一节专门展开。因为它是中文世界对 ＂ 法律服务于谁 ＂ 这个问题最早、最朴素、也最不留情面的回答。

管仲讲的不是 ＂ 先立法，再治国 ＂ 。管仲讲的是 ＂ 先富民，再谈治 ＂ 。

这一层位置，和当代主流的 ＂ 法治 ＂ 话语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当代讲法治，常常把法律本身立成最高的价值，好像只要法律完备、执行严格、程序公正，治理自然就顺了。管仲两千七百年前已经看穿，法律再完备，民一穷，照样难治；民一富，法律不必那么繁复，治理本身就顺了。

请读者细品这一层。管仲没把法律放在第一位，他把 ＂ 民富 ＂ 放在第一位，法律只是排在后面的一件工具。工具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才是主人。管仲眼里，法律的主人是民富，法律本身只是仆人。这个先后一旦摆正，后面很多事就看明白了。一部法律好不好，不看它写得多齐整、多威严，要看它最后有没有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

二、那么，法律到底服务于谁？这里有两句话，一句写在台面上，一句揣在人心里。

主流话语里，答案常常是 ＂ 法律服务于人民 ＂ 、 ＂ 法律保护公民权利 ＂ 、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这些话几乎写进了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和法学教科书。

但大众心里，还揣着另一句话。

法律是强者制约弱者的工具。

这句话，小雷没有找到它最早的出处。它不是哪个法学家立的，也不是哪个主义喊出来的，它是大众在街头巷尾、在茶余饭后、在一个个被法律磨损过的人嘴里，慢慢传出来的一句话。可这句话，大众一听就懂，懂得比任何法条都透。

把两句话并排摆出来。

台面上的话，法律保护人民。

人心里的话，法律是强者制约弱者的工具。

两句并立。读者请自己看。

小雷这一节做的，不是判断哪一句对、哪一句错，而是把两句都摆到桌面上，让读者自己看清楚，这两句中间那道缝，是从哪里裂开的。

三、要看清这道缝，得回到上一节那个 ＂ 偽 ＂ 字。

按荀子讲的 ＂ 偽 ＂ ，法律是人為之事。立法律的是人。立法律的人，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偏见。顺着这一层看，法律服务于谁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朴素到家的答案，要看立法律的是谁。

公元前约 350 年，慎到讲过一句。

「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慎到】《慎子·威德》

慎到的意思是，立天子这个位置，是为了天下；不是把天下立起来，给天子当私产。

这一句很要紧，它把 ＂ 位置 ＂ 和 ＂ 位置的目的 ＂ 分开了。同样是立一个天子，可以立成 ＂ 为了天下 ＂ ，也可以立成 ＂ 为了天子自己 ＂ 。表面看都是 ＂ 立天子 ＂ ，里子里服务的对象，正好相反。

把这一句套到法律上，道理一样。同样是立一部法律，可以立成 ＂ 为了民 ＂ ，也可以立成 ＂ 为了立法者自己 ＂ 。表面看都是 ＂ 立法律 ＂ ，可它到底向着谁，得看立它的那个人，心里装的是谁。法律的条文是死的，立法的人是活的，活人站在哪一边，死的条文就向着哪一边。

四、这层张力不是空谈，中国历代王朝里反复上演。摆两个样本就看清了。

汉初，萧何为汉高祖刘邦立 ＂ 约法三章 ＂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三句话，就把法立完了。这是 ＂ 为了民 ＂ 的立法。内容朴素，执行容易，老百姓一听就懂，一懂就服。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底色就是这种朴素的法。法越简，民越喘得过气。

可到了汉武帝之后，法律渐渐繁复起来。张汤、赵禹这些人开始制定细密的法令，表面上是 ＂ 完善法律 ＂ ，实际上是给国家征收赋税、打击豪强、控制民间留下了口实。法律的脸没变，可它服务的对象，从 ＂ 民 ＂ 悄悄挪到了 ＂ 国库 ＂ 。

到汉武帝晚年，民间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流民越来越多，盗贼四处冒头。汉武帝晚年下了一道 ＂ 轮台诏 ＂ 自责，承认前些年的政策把民伤得太深。请读者注意这里头最深的一笔，法律的条文其实没变多少，变的是它落在谁身上、向着谁说话。同一套法，盛世里护民，到了苛政手里就成了刮民的耙。变的不是法，是握法那只手站的位置。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把这一段写得很细。他一句评论都不加，只把那些酷吏的言论、做法、下场，一桩桩摆出来。读者读完，自己就看明白了，这些人立的法、执的法，到底是在服务谁。这就是老祖宗摆位置的手法，不骂人，只摆事实，让事实自己说话。

五、儒家和法家，在这件事上分出了两条脉。把这两条脉认清，中国两千年的法就看通了。

公元前约 300 年，孟子写过一笔，更直接。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孟子·尽心下》

孟子讲，民最贵，国家次之，君主最轻。这一句，是中文世界对 ＂ 位置先后 ＂ 最朴素的一次摆放。民在最前，君在最后，所有制度，包括法律，都该按这个先后来立。

可中国历代王朝里，实际运作经常反着来，君在最前，国家次之，民垫在最底下。法律往往先伺候君，再伺候国家，最后才轮到民。孟子两千三百年前就看穿了，但他自己也清楚， ＂ 民为贵 ＂ 这三个字，是一层 ＂ 应该如此 ＂ 的话，真做到的君主，历史上屈指可数。

公元前约 250 年，韩非子写的是另一面。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韩非子·难三》

韩非子讲，法律是写在图籍上、设在官府里、公布给百姓的。

这一句看着朴素，细看却把法律的位置摆得明明白白。法律是 ＂ 官府 ＂ 立的、 ＂ 公布给 ＂ 百姓的，不是 ＂ 百姓一起立的 ＂ ，更不是 ＂ 用来约束官府的 ＂ 。韩非子是法家，他给法律的定位是 ＂ 上对下 ＂ ，是坐在上头的人用来管下头人的工具。这一层，和孟子的 ＂ 民为贵 ＂ ，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脉。

一条是儒家的，民为本，法律为了民而立，立法者心里先装着民。一条是法家的，君为本，法律为了治理而立，立法者心里先想着怎么管住民。这两条脉，两千多年来在历代王朝里你拉我扯、互相渗透。表面上多是 ＂ 外儒内法 ＂ ，嘴上讲着儒家的民本，手上用着法家的治术。法律的实际运作，就在这两条脉之间来回摇摆。读者只要抓住这两条脉，再去看任何一朝的法，就知道它这一刻偏向了哪一边。

六、把镜头转到西方。有人说西方把这件事解决了，真是这样吗？

公元约 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几位先贤立下了一套法律传统。这套传统里，流传最广的是这样一层意思，法律的目的是约束政府，而不是约束公民。这句话在美国宪政话语里被反复念诵，常被归到某位先贤名下，但确切的出处其实并不好考。

真正有白纸黑字出处的，是麦迪逊。他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写过一句。

「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限制。」【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

这一层位置，和中国法家的 ＂ 法律是上对下的工具 ＂ ，正好相反。美国先贤想把法律立成 ＂ 下对上的约束 ＂ ，民立宪法，宪法约束政府，政府按宪法办事。字面上看，这确实比法家高出一个维度，法律不再是上头管下头的鞭子，而成了下头拴住上头的缰绳。

这是写在纸上的言。可纸上的言是一回事，几百年累积下来的行，是另一回事。

把美国近 250 年的法律运作摆出来看，纸上写的是法律约束政府，几百年攒下来的实情却是，政府用法律约束公民的次数，远远多过公民用法律约束政府的次数。这一稳定的落差，就是上一节讲的 ＂ 偽 ＂ 。

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本身是个好东西。可它被运作了 250 年之后，渐渐变成一句被反复念诵、写进每一本教科书、实际运作却早已偏离原意的供台话语。小雷不评论这句话本身的对错，只把 ＂ 言 ＂ 和 ＂ 行 ＂ 两边并排摆出来，让读者自己看。这一摆，所谓 ＂ 西方先进法治 ＂ 的那层光环，就不必由小雷来揭，读者自己心里有数了。

七、为什么古今中外，法律总是从 ＂ 护弱 ＂ 滑向 ＂ 帮强 ＂ ？老子一句话点破了根。

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那一笔，前面引过。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把多余的减下来，补给不足的，这是自然法规。人之道，把不足的拿走，供奉给有余的，这是人為之偽。老子两千五百年前已经看穿，人造的法，常常和自然法规反着走。立法的时候，嘴上想着 ＂ 补不足 ＂ ，立完之后真运作起来，常常变成 ＂ 奉有余 ＂ 。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一层最朴素的道理。立法的人、执法的人、解释法的人，绝大多数自己已经是 ＂ 有余 ＂ 的那一拨。法律一旦由 ＂ 有余 ＂ 的人来立、来执、来解，它就很自然地开始向着 ＂ 有余 ＂ 的人，很难真正照顾到 ＂ 不足 ＂ 的人。

这就是 ＂ 法律是强者制约弱者的工具 ＂ 这句大众话背后的位置规律。

请读者特别记住一点，这不是说立法的人都是坏人。是因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世界。一个 ＂ 有余 ＂ 的人，哪怕一片好心，也很难真正蹲下来，从 ＂ 不足 ＂ 的人的角度去看一件事。他立的法，自然就带着他那个位置的偏向。这是位置决定的，不是良心决定的。骂立法者坏，骂不到点子上；看穿这是位置使然，才算看到了根。

八、那法律就没救了吗？老祖宗说有救，但开的条件很苛刻。

公元前约 700 年，回到管子那句全话。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仲】《管子·治国》

管子讲 ＂ 必先富民 ＂ ，把民富立成治国的前提。可管子自己也清楚，这是一层很难做到的话。要真做到 ＂ 先富民 ＂ ，立法的人得自觉地把自己的位置放低，把民的位置抬高。这一层自觉，法律本身保证不了，只能靠立法者的修养、文化的传承、群体的看顾一起撑着。

慎到讲 ＂ 立天子以为天下 ＂ ，把天子立成为天下服务的位置。可天子一旦坐上那把椅子，最容易忘的就是 ＂ 为天下 ＂ 三个字，转头就开始为自己。孟子讲 ＂ 民为贵 ＂ ，可他也承认，真做到的君主屈指可数。

老祖宗其实都看到了同一件事，法律真正服务于民，是一层很难维持的位置。它需要文化、教育、群体看顾、立法者修养这么多股力量一起托着，任何一股垮了，法律就会往 ＂ 奉有余 ＂ 那一边滑。这不是悲观，是把真实摆出来，让人知道这层位置贵在哪里、难在哪里。

九、讲到这里，本节立第四层桩。

法律的服务对象，不是由法律文字决定的，是由立法、执法、解释法的人的位置决定的。

立法的人站在 ＂ 有余 ＂ 那边，法律就服务于有余。站在 ＂ 不足 ＂ 那边，就服务于不足。站在 ＂ 民 ＂ 那边，就服务于民。站在 ＂ 君 ＂ 那边，就服务于君。站在 ＂ 自己 ＂ 那边，就服务于他自己。

法律文字可以写得很漂亮，人人平等、约束政府、保护人民，可它真正向着谁，要看立法、执法、解释法的人，每一刻站在哪一边。文字是衣裳，位置才是身子，衣裳再光鲜，也盖不住身子往哪儿偏。

回到本节开篇。法律服务于谁？

台面上的话，法律服务于人民。人心里的话，法律是强者制约弱者的工具。管仲讲必先富民。慎到讲立天子以为天下。孟子讲民为贵。韩非讲法是官府公布给百姓的。麦迪逊讲约束政府。老子讲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一组话，表面上互相打架，里子里其实是同一脉。法律服务于谁，是一个永远在动的问题。它随着立法者位置的移动而移动，随着执法者位置的移动而移动，随着群体看顾力度的移动而移动，随着文化传承厚薄的移动而移动。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

小雷把这一节摆出来，不是为了告诉读者 ＂ 法律应该服务于谁 ＂ ，而是为了让读者带着 ＂ 法律服务于谁是一个永远在动的问题 ＂ 这把尺，去看身边的每一条法律、每一次执法、每一份判决。

往后再读到一条新法律，读者请自己问一句，立这条法的人在哪一边？执这条法的人在哪一边？解释这条法的人在哪一边？问完了，就懂得这条法律，此刻实际在服务谁。

下一节，将专门展开 ＂ 法律不外乎人情 ＂ 这句中文世界家喻户晓的老话，把它从 ＂ 走后门、徇私 ＂ 的偏见里轻轻搬出来，还原到它原本的位置。请读者带着 ＂ 自然法规 ＂ 、 ＂ 偽 ＂ 、 ＂ 法律服务于谁是动的 ＂ 这一组工具，进入下一节。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

第四节　法律不外乎人情 大众的老话里的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