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五章 第一节
国与国之间
为什么没有法律
国与国之间
为什么没有法律
第五卷 第五章 第一节
国与国之间，为什么没有法律
第四章把法律这台机器的来历挖到了底。一个国家内部，强者立法，独占稀缺，制约弱者抢夺，那一根，是在一国的边境之内讲的。这一章，镜头要拉到国家与国家之间，那里头顶上再没有一个更高的立法者。第一节先问最根上的一句，国与国之间，为什么从来没有真正的法律。
一、1945 年 6 月 26 日，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50 个国家的代表依序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中国代表第一个落笔，其后是苏联、英国、法国，最后是东道主美国。这一天，《联合国宪章》正式诞生。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头版，写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人类终于有了约束战争的最高法则，从此再不必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这个场面，是 20 世纪最壮观的一次集体信念，数以亿计的人相信，国与国之间从今往后有了规则，有了法庭，有了约束。
然而有一个问题，那一天在场的八百多名代表，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过。这份宪章，由谁来执行？
这一问，不是挑剔。宪章的文字写得庄严，宗旨也无可指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这些话没有一句是错的。但法律的生命，从来不在文字的庄严，而在执行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法律之所以能约束人，是因为它背后有警察、有法院、有监狱，有一套违法必究的机制。国与国之间，这套机制在哪里？在一国之内，一个人违了法，警察会上门，法院会传唤，监狱的门是真的会关上。换到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撕毁了条约，谁会上门，哪一座监狱关得下一个国家？当一个大国决定不服从，谁能强制它服从？当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里有一国投下否决票，整个联合国的决议就此停摆。这不是偶然的漏洞，这是结构本身写进去的答案。这个答案，用大白话说就一句，国际法没有最高的执行者。
二、国际法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并不新鲜。西方学界通常把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看作现代国际秩序的起点。从那时起，欧洲列强开始用条约和协议来约束彼此，国家主权平等这一条原则，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此后几百年，国际法的体系越建越密，从战争法则、外交豁免，到后来的人权公约、贸易规则、环境协定，洋洋洒洒，蔚为大观。20 世纪初的国际联盟，是第一次尝试用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约束战争。1945 年的联合国，是第二次，规模更大，架构更细，野心也更大。
然而每一次，这个体系一碰到真正的强权，就露了底。国际联盟在日本侵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面前束手无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自己悄然解体。联合国成立之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事、各地的大规模冲突，一桩接一桩，从未停过。这不是执行不力，这是结构本身决定的结局，没有一个凌驾于大国之上的执行者，任何国际法都只是一纸建议。
三、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人摸到了这一根。20 世纪中叶，汉斯·摩根索在 1948 年的《国家间政治》里讲得很明白，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在其中追求的是权力和利益，不是道德，也不是法律。肯尼思·沃尔兹在 1979 年把这个结论理论化，他说国际体系缺一个中央权威，是一个只能自助的体系，各国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约翰·米尔斯海默在 2001 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把这一根推到了头，他认为大国永远在追求自己相对力量的最大化，不会真正被任何制度约束住。
这三位讲的，都是 ＂ 国际无政府状态 ＂ 这一根。这个词容易被误会，无政府状态，听起来像天下大乱、打成一团。它的本意不是乱，而是缺一样东西，缺一个站在所有国家头顶上的政府。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很有秩序，贸易往来，使节互访，条约签了一摞一摞，但这套秩序的头顶上，始终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来兜底。他们看到了现象，摆出了结构，在一片把国际法说得天花乱坠的西方学界里，已经算是难得的清醒人。但他们都是从结构起手，讲力量分布，讲均势，讲安全困境，没有一个人往回追问一句，法律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把国际的无政府和国内法律的本质接到一起讲。各自隔着自己的立场框架，有一层位置，没有望到老祖宗早就望到的地方。这一根，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讲过了。
四、先说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的 ＂ 原法 ＂ 一篇里，开篇就讲，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他说的有法，是天下人共同得利的公法，他说的无法，是一家一姓为了自家私利立下的法。后世的君主一旦得了天下，最怕的就是国祚不长、子孙保不住，于是处处提防，处处设防，立出来的法，护的是自家这一姓，不是天下这万民。这一段的落点，是八个字。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这一笔，小雷在本卷第二章已经详细摆过，这里不再重复。把它放到国际场上来看，结论一样清楚。所谓国际法，不过是当时最强的那几个国家立的一家之法，只是这个 ＂ 一家 ＂ ，不再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或几个打赢了的国家。1945 年的《联合国宪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者联手立下的一家之法。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列强划完势力范围之后立下的一家之法。再往前数，任何一份所谓的国际条约，追到根上，都是力量对比在那一刻的固化。黄宗羲讲一家之法害的是国内的百姓，小雷要接一句，一家之法推到国与国之间，害的是力量不足的国家和民族。
五、再说韩非子，他讲得比黄宗羲还早，只是他讲的是一国之内，小雷今天把它推到国与国之间。韩非子在《五蠹》里讲，上古的时候，男子不必耕田，草木的果实就够吃，妇人不必纺织，禽兽的皮毛就够穿，不出力气也养得活自己，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百姓不争，重赏用不着，重罚也用不上。后来呢，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人口翻了又翻，财物却不够分了，争夺自然就起来了。他落下最不留情的一句。
「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韩非子】《韩非子·五蠹》
古人肯让财，不是因为他们更仁义，是因为财物多。今人要争夺，不是因为他们更鄙陋，是因为财物少。同样的人，在东西够分的时候自然让一让，在东西不够的时候自然争一争。
这一根，韩非子讲的是国内，国际版只要换几个字就成立。一国产能旺盛，资源富足，本可以自给自足，何必去抢别人。抢，永远是因为自己不够，或者觉得抢比自己生产来得快。一国产能不足，或者军力强过邻居，就必然要向外索取，不管这只手伸出去的时候挂着什么名号，贸易也好，援助也好，条约也好，国际秩序也好，骨子里都是同一根逻辑。
六、还有一根，在老子那里。《道德经》第九章里，只有八个字。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道德经》
这八个字，原是对一个人积攒财富的警示，但放到国与国之间，分量一点不减。一个国家，产能丰沛，仓廪充实，文化繁华，却没有一支与这份家底相匹配的武备和守御能力，这八个字，就是它的命运预言。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之一，经济总量据后世学者估算，一度占到全球的两成以上，汴京城的繁华，让当时远道而来的人叹为观止。可北宋的军事架构，是 ＂ 强干弱枝 ＂ ，重文轻武，禁军日渐腐化，边军长期不振。金玉满堂，莫之能守。1127 年靖康之变，徽宗、钦宗两位皇帝被掳往北方，北宋就此终结。明朝末年也是一样，江南富甲天下，丝绸、瓷器、茶叶的贸易让大半个东南亚都在用中国的白银，但明末政事败坏，内乱四起，武备废弛，满洲铁骑由山海关入关，不过数年，江山易主。老子这八个字，是往后每一个被抢者的共同处境，这一章还会反复照见。
七、把这三根放在一起，本章要立的第一块地基就清楚了。国与国之间，从来没有一个凌驾于大国之上的立法者，也没有一个凌驾于大国之上的执法者。有的只是力量的对比，以及这个对比在每一个历史瞬间的固化。条约、协议、国际秩序，不过是这场固化的文字包装。黄宗羲的 ＂ 一家之法 ＂ ，管的是法为谁而立，韩非子的 ＂ 财寡则争 ＂ ，管的是抢从哪里来，老子的 ＂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 ，管的是为什么有人会被抢。三根古训，从三个角度，把这件事讲到了底。
西方的摩根索、沃尔兹、米尔斯海默，在 20 世纪也摸到了同一根，但他们只摸到结构，没有摸到结构底下的那个根。他们讲国际无政府状态，却没有回头问一句，为什么国内可以有秩序，国际却不能。答案其实很简单，国内法律的背后，站着一个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政府，国际场上，没有这个政府，从来没有，也看不出将来会有。
本节立第五章第一点。国与国之间，没有最高的立法者，也没有最高的执法者，所谓国际法，是当时最强的几个国家立的一家之法，根子在力量，不在公理。这是位置，不是批判，不是呼吁，只是如实摆出来，让读者自己看清楚。
八、摆清楚了 ＂ 为什么没有法律 ＂ ，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来了。既然没有法律，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到底有几种形态？力量强的国家，对力量弱的国家，能做到哪一步？是不是只有殖民这一种？还是有更深、更彻底的手段？这是下一节要摆的内容。国际行为，从浅到深，有五个层次，每往下一层，都比上一层更难被看穿，也更难被抵御。其中最深的那一层，是小雷今天要立的一根新概念，佔位。读者不必急，下一节自见分晓。
九、在往下走之前，有一句话要先放在这里。摆这五个层次，不是要评判哪个国家对、哪个国家错，不是要替被抢的喊冤，也不是要替抢的开脱。位置学的姿态，是把局势如实摆出来，让读者看清自己所站的位置。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历史时刻选择去抢，是因为它的位置决定了它会抢，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历史时刻被抢，是因为它的位置决定了它容易被抢。看清这个逻辑，比任何一句道德判断都更有用。第五卷的任务是摆位置，出路是第六卷的事。这一节只是开门，把读者引进来，让他们带着一双清醒的眼睛，往下看这五个深度。
功劳归老祖宗，错误归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