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Lesson 3.1.6
《永乐大典》与耶稣会的欧洲传播
关于观察方法的说明
本文记录的是有据可查的传播和接受。
它不主张直接的思想衍生——除非有明确的文本或档案证据支持。
本文所考察的材料——耶稣会的译本、传教士的通信、与中国文献有关的欧洲出版物——都保存在主要的档案机构中,包括梵蒂冈宗座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
本文的目的,不是主张欧洲思想家以任何直接的或单一的方式从中国材料里”推导出”他们的理论。
它的目的,是把一个有档案为证的思想接触领域重新摆出来——这个领域,本来就是欧洲思想生长的更大环境里的一部分。
至于这种接触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分析问题,不是一个已经定好的结论。
关于本文的方法转换
3.1.1到3.1.5的几篇,考察的是结构上的对应——同时悬置了关于传承的主张。
本文换了一种方法。它呈现的,是1582年到1789年之间,中国和欧洲之间有据可查的传播、流通、和接受的渠道。
目标是有限的、具体的:
——确认一件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前,中国的思想材料已经被翻译、流通、并在欧洲学术网络中被认真讨论过。
本文不主张这种接触决定了后来的理论。
本文主张的是——这种接触构成了那种理论生发出来的历史环境的一部分。
关于《永乐大典》(1408年)
《永乐大典》是中国晚期帝制时代知识体系规模和组织程度的一个标志——它代表的,是早期现代东西方接触发生时,中国思想资源的密度。
本文不把它作为一个被直接传播过去的文本来处理。
它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背景指标——指明的是,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开始翻译工作之前,中国传统内部的思想密度和广度,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这个区分很重要:
这部书是”知识条件”的证据,不是”欧洲直接获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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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事业的耶稣会传教(1582—1773)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一部分功能是一个持续的、有组织的翻译和报道网络。
它的几个特征,全部有历史档案为证:
——长期居留并系统学习语言
——把选定的中国文本译成欧洲语言
——撰写关于中国制度的描述性报告
——通过欧洲学术界和宫廷网络,让这些材料流通
这种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并且有制度上的支撑。
所以,这种接触不应该被处理为”偶然接触”。
它是一个有结构的思想传播渠道。
被翻译出去的内容(范围,非全部)
到18世纪中期,欧洲读者已经能接触到的、被翻译过去或被概要介绍的中国材料,包括:
——儒家经典文本(部分译本或完整译本)
——中国的历史叙事
——关于治理体系和行政制度的报告
——耶稣会观察的综合编集
这些材料质量参差——准确度、解释方式、完整程度,各不相同。
它们不构成对中国思想的完整呈现。
但它们确立了一件事:
中国的思想内容,在欧洲知识界里,是”在场的”、“可获取的”、“被讨论的”。
欧洲的接受:三个有据可查的案例
案例一: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直接和耶稣会的通信者打交道,也直接处理过中国材料。
档案显示:
——持续的通信关系
——对中国哲学的明确兴趣
——有据可查的、对《易经》的反思
仍然开放的问题:
——这些接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形式化的理论工作
案例二:伏尔泰
伏尔泰使用中国材料的方式,是把它作为对欧洲制度进行批判的一部分。
他的处理是:
——选择性的
——解释性的
——修辞上有策略性的
这显示的是”接受”——不是理论的系统性传承。
案例三:魁奈
魁奈这个案例,对经济思想而言,结构上最为相关。
档案显示:
——明确提到中国的治理
——出版过把中国当作模型来讨论的著作
——重农学派和中国农业原则之间,有可识别的思想关联
可以确立的:
中国的材料,构成了魁奈概念参照场域的一部分。
不能被定论的:
重农学派的理论可以被还原为中国来源。
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可以确认前一件,不必走到后一件。
关于斯密和重农学派
历史档案里有据可查的事实:
——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有过来往
——他了解并认真处理过他们的工作
所以下面这句话,是合理的陈述:
那些在一个”包含中国参照”的框架里被塑造出来的思想,构成了斯密所遭遇的知识环境的一部分。
不必断言:
有一条”中国—斯密”的直接传承线。
更稳、也更站得住脚的论断是环境性的:
带有中国信息的论述,存在于斯密所进入的那个网络中。
传承链(重新表述)
与其说这是一条线性的链条,档案支持的是一个层叠的模型:
第一层:中国的思想资源(既已存在的知识体系)
第二层:耶稣会的翻译和报告
第三层:欧洲的流通和解释
第四层:启蒙时代的接触和思考
第五层:经济和社会理论在这个环境中发展出来
这不是一根管道。
这是一个互相重叠的影响和接触场域。
这一段值得多想一下
到现在为止,3.1的前五篇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早就被中国人写出来的洞察,没有进入”经济学是怎么来的”这个标准故事?
之前几篇能给出的回答都是温和的:可能是平行发展、可能是没有清楚的传播路径、可能是分析问题相似导致解决方案相似。
但本文涉及的情况,性质不同。
这一篇里讨论的——莱布尼茨和耶稣会通信、伏尔泰用中国材料批判欧洲、魁奈把中国当作模型——不是猜测,是档案。
也就是说——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自己,并没有把中国排除在他们的思想世界之外。他们公开地、明确地、署名地处理中国材料。
那么问题就更尖锐了——
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被谁、为什么从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家谱”里抹掉的?
不是18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本人没有抹。
抹这件事,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科化过程中。
随着各门社会科学被建制化——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每一门学科都要给自己写一本”通史”,告诉新一代学生这门学科是怎么来的。
在这本通史里,亚当·斯密被讲成是从苏格兰启蒙里独自长出来的。
魁奈和中国的关系,在大多数教科书里只剩一个脚注,或者干脆没有。
莱布尼茨对《易经》的兴趣,被当作他个人的”哲学怪癖”,和”严肃哲学”区分开。
这个过程,不是某一个人的阴谋。
是几代人、几百本教科书、几千次教学——
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在”概括重点”,
每一次都把上一次的简化又简化了一步。
到20世纪末,一个普通的西方经济学本科生学完整套课程,不会听过一次”魁奈讨论过中国”。
这不是知识的自然遗忘。
这是学科记忆的工程。
每一门学科在确立自己身份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我们从哪里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必须是清楚的、可教的、有边界的。
凡是会让边界模糊的、会让”我们”和”他们”难以区分的——
都被默默地修剪掉。
不是被烧掉,不是被禁掉。
只是不再被讲了。
不被讲的,下一代人就不知道。
这就是 “人为者,伪也” 在学科层面上的一个具体面貌——
学科的家谱不是被发现的,是被编出来的。
编的过程,每一步看起来都是合理的、必要的、专业的。
但合起来看,编出来的东西和原始档案的样子,已经很不一样了。
读档案的好处,是把这种修剪反过来。
档案里写的是什么?
莱布尼茨认真读过《易经》,魁奈把中国当作经济治理的模型,斯密在一个充斥着中国参照的知识环境里写作。
这些事,他们自己没有隐瞒。
是后来人,替他们隐瞒了。
关于历史叙述的不对称
近代早期的欧洲文献,公开地处理中国材料。
后来的学科史,经常减少或者把这种接触隔离开来。
这种转变可能反映的,是:
——地缘政治背景的变化
——学科分类体系的演变
这个观察涉及的是史学史,不是原始的传播事实。
但史学史也是一种事实。
学科是怎么记忆自己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现象。
本文确立了什么(有界的)
本文确立的:
1. 中国思想材料持续地、被翻译和报道地,进入了欧洲。
2. 欧洲思想家有据可查地处理过这些材料。
3. 带有中国信息的论述,存在于启蒙时代的知识网络中。
4. 这为重新审视”标准叙述里中欧思想的隔绝程度”,提供了有历史根据的基础。
本文不主张的
本文不主张:
——直接的著作权传承
——理论上的依赖关系
——取代既有的思想正典
这些限制是必要的——它们让本文的论断,和证据的强度对齐。
本文最终做的
本文做的,是一件精确的事——
它把”有据可查的思想接触”——重新放回一个常常被讲成”自给自足”的叙述里。
它不解决这种接触的含义。
它让这种含义无法被绕过。
这一篇能开出的论文题
一、
魁奈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引用,与重农学派核心理论之间的关系——一项基于第一手档案的考据研究。
(经济思想史 / 档案研究方向)
二、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叙述的演变——以中国元素的逐步消失为线索。
(学科史 / 教科书研究方向)
三、
为什么莱布尼茨对《易经》的兴趣被欧洲哲学史归类为”个人怪癖”——一项关于学术分类如何塑造思想史的研究。
(思想史 / 知识社会学方向)
> 3.1.7 魁奈、重农学派与古典经济学起源中的”中国问题”
< 3.1.5 王安石变法作为十一世纪的宏观经济干预实践
< 3.1 中国先秦至宋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典理论的文本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