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Lesson 3.1.6

关于观察方法的说明

本文记录的是有据可查的传播和接受。

它不主张直接的思想衍生——除非有明确的文本或档案证据支持。

本文所考察的材料——耶稣会的译本、传教士的通信、与中国文献有关的欧洲出版物——都保存在主要的档案机构中，包括梵蒂冈宗座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

本文的目的，不是主张欧洲思想家以任何直接的或单一的方式从中国材料里”推导出”他们的理论。

它的目的，是把一个有档案为证的思想接触领域重新摆出来——这个领域，本来就是欧洲思想生长的更大环境里的一部分。

至于这种接触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分析问题，不是一个已经定好的结论。

关于本文的方法转换

3.1.1到3.1.5的几篇，考察的是结构上的对应——同时悬置了关于传承的主张。

本文换了一种方法。它呈现的，是1582年到1789年之间，中国和欧洲之间有据可查的传播、流通、和接受的渠道。

目标是有限的、具体的：

——确认一件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前，中国的思想材料已经被翻译、流通、并在欧洲学术网络中被认真讨论过。

本文不主张这种接触决定了后来的理论。

本文主张的是——这种接触构成了那种理论生发出来的历史环境的一部分。

关于《永乐大典》（1408年）

《永乐大典》是中国晚期帝制时代知识体系规模和组织程度的一个标志——它代表的，是早期现代东西方接触发生时，中国思想资源的密度。

本文不把它作为一个被直接传播过去的文本来处理。

它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背景指标——指明的是，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开始翻译工作之前，中国传统内部的思想密度和广度，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这个区分很重要：

这部书是”知识条件”的证据，不是”欧洲直接获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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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事业的耶稣会传教（1582—1773）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一部分功能是一个持续的、有组织的翻译和报道网络。

它的几个特征，全部有历史档案为证：

——长期居留并系统学习语言

——把选定的中国文本译成欧洲语言

——撰写关于中国制度的描述性报告

——通过欧洲学术界和宫廷网络，让这些材料流通

这种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并且有制度上的支撑。

所以，这种接触不应该被处理为”偶然接触”。

它是一个有结构的思想传播渠道。

被翻译出去的内容（范围，非全部）

到18世纪中期，欧洲读者已经能接触到的、被翻译过去或被概要介绍的中国材料，包括：

——儒家经典文本（部分译本或完整译本）

——中国的历史叙事

——关于治理体系和行政制度的报告

——耶稣会观察的综合编集

这些材料质量参差——准确度、解释方式、完整程度，各不相同。

它们不构成对中国思想的完整呈现。

但它们确立了一件事：

中国的思想内容，在欧洲知识界里，是”在场的”、“可获取的”、“被讨论的”。

欧洲的接受：三个有据可查的案例

案例一：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直接和耶稣会的通信者打交道，也直接处理过中国材料。

档案显示：

——持续的通信关系

——对中国哲学的明确兴趣

——有据可查的、对《易经》的反思

仍然开放的问题：

——这些接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形式化的理论工作

案例二：伏尔泰

伏尔泰使用中国材料的方式，是把它作为对欧洲制度进行批判的一部分。

他的处理是：

——选择性的

——解释性的

——修辞上有策略性的

这显示的是”接受”——不是理论的系统性传承。

案例三：魁奈

魁奈这个案例，对经济思想而言，结构上最为相关。

档案显示：

——明确提到中国的治理

——出版过把中国当作模型来讨论的著作

——重农学派和中国农业原则之间，有可识别的思想关联

可以确立的：

中国的材料，构成了魁奈概念参照场域的一部分。

不能被定论的：

重农学派的理论可以被还原为中国来源。

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可以确认前一件，不必走到后一件。

关于斯密和重农学派

历史档案里有据可查的事实：

——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有过来往

——他了解并认真处理过他们的工作

所以下面这句话，是合理的陈述：

那些在一个”包含中国参照”的框架里被塑造出来的思想，构成了斯密所遭遇的知识环境的一部分。

不必断言：

有一条”中国—斯密”的直接传承线。

更稳、也更站得住脚的论断是环境性的：

带有中国信息的论述，存在于斯密所进入的那个网络中。

传承链（重新表述）

与其说这是一条线性的链条，档案支持的是一个层叠的模型：

第一层：中国的思想资源（既已存在的知识体系）

第二层：耶稣会的翻译和报告

第三层：欧洲的流通和解释

第四层：启蒙时代的接触和思考

第五层：经济和社会理论在这个环境中发展出来

这不是一根管道。

这是一个互相重叠的影响和接触场域。

这一段值得多想一下

到现在为止，3.1的前五篇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早就被中国人写出来的洞察，没有进入”经济学是怎么来的”这个标准故事？

之前几篇能给出的回答都是温和的：可能是平行发展、可能是没有清楚的传播路径、可能是分析问题相似导致解决方案相似。

但本文涉及的情况，性质不同。

这一篇里讨论的——莱布尼茨和耶稣会通信、伏尔泰用中国材料批判欧洲、魁奈把中国当作模型——不是猜测，是档案。

也就是说——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自己，并没有把中国排除在他们的思想世界之外。他们公开地、明确地、署名地处理中国材料。

那么问题就更尖锐了——

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被谁、为什么从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家谱”里抹掉的？

不是18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本人没有抹。

抹这件事，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科化过程中。

随着各门社会科学被建制化——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每一门学科都要给自己写一本”通史”，告诉新一代学生这门学科是怎么来的。

在这本通史里，亚当·斯密被讲成是从苏格兰启蒙里独自长出来的。

魁奈和中国的关系，在大多数教科书里只剩一个脚注，或者干脆没有。

莱布尼茨对《易经》的兴趣，被当作他个人的”哲学怪癖”，和”严肃哲学”区分开。

这个过程，不是某一个人的阴谋。

是几代人、几百本教科书、几千次教学——

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在”概括重点”，

每一次都把上一次的简化又简化了一步。

到20世纪末，一个普通的西方经济学本科生学完整套课程，不会听过一次”魁奈讨论过中国”。

这不是知识的自然遗忘。

这是学科记忆的工程。

每一门学科在确立自己身份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我们从哪里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必须是清楚的、可教的、有边界的。

凡是会让边界模糊的、会让”我们”和”他们”难以区分的——

都被默默地修剪掉。

不是被烧掉，不是被禁掉。

只是不再被讲了。

不被讲的，下一代人就不知道。

这就是 “人为者，伪也” 在学科层面上的一个具体面貌——

学科的家谱不是被发现的，是被编出来的。

编的过程，每一步看起来都是合理的、必要的、专业的。

但合起来看，编出来的东西和原始档案的样子，已经很不一样了。

读档案的好处，是把这种修剪反过来。

档案里写的是什么？

莱布尼茨认真读过《易经》，魁奈把中国当作经济治理的模型，斯密在一个充斥着中国参照的知识环境里写作。

这些事，他们自己没有隐瞒。

是后来人，替他们隐瞒了。

关于历史叙述的不对称

近代早期的欧洲文献，公开地处理中国材料。

后来的学科史，经常减少或者把这种接触隔离开来。

这种转变可能反映的，是：

——地缘政治背景的变化

——学科分类体系的演变

这个观察涉及的是史学史，不是原始的传播事实。

但史学史也是一种事实。

学科是怎么记忆自己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现象。

本文确立了什么（有界的）

本文确立的：

1. 中国思想材料持续地、被翻译和报道地，进入了欧洲。

2. 欧洲思想家有据可查地处理过这些材料。

3. 带有中国信息的论述，存在于启蒙时代的知识网络中。

4. 这为重新审视”标准叙述里中欧思想的隔绝程度”，提供了有历史根据的基础。

本文不主张的

本文不主张：

——直接的著作权传承

——理论上的依赖关系

——取代既有的思想正典

这些限制是必要的——它们让本文的论断，和证据的强度对齐。

本文最终做的

本文做的，是一件精确的事——

它把”有据可查的思想接触”——重新放回一个常常被讲成”自给自足”的叙述里。

它不解决这种接触的含义。

它让这种含义无法被绕过。

这一篇能开出的论文题

一、

魁奈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引用，与重农学派核心理论之间的关系——一项基于第一手档案的考据研究。

（经济思想史 / 档案研究方向）

二、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叙述的演变——以中国元素的逐步消失为线索。

（学科史 / 教科书研究方向）

三、

为什么莱布尼茨对《易经》的兴趣被欧洲哲学史归类为”个人怪癖”——一项关于学术分类如何塑造思想史的研究。

（思想史 / 知识社会学方向）

> 3.1.7 魁奈、重农学派与古典经济学起源中的”中国问题”

< 3.1.5 王安石变法作为十一世纪的宏观经济干预实践

< 3.1 中国先秦至宋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典理论的文本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