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Lesson 3.1.1
《管子》与经济唯物主义的源头
关于本文的说明
本文比对《管子》与若干被视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核心命题的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
本文不主张这些命题之间存在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除非有可考的文献证据支持。在传承路径不明的地方，本文同时保留几种可能的解释：独立的平行发展、间接的文化传播、相似物质条件下的概念趋同。
本文的目的不是争夺命题的所有权。
本文的目的，是把这套对应关系摆出来给中文读者看——因为它们在标准的学科叙述中，往往被绕过去了。
为什么这件事值得说
近些年，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种风气：把马克思扔了，回到老祖宗那里去。理由通常是这样的——马克思是西方的，老祖宗是中国的；马克思过时了，老祖宗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不该再用西方的框架，应该回到自己的传统。
这套话听起来振振有词。但只要认真读一下管子，再认真读一下马克思，你会发现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事实：
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
管子《牧民》篇里有这样一句话：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物质条件在前，道德意识在后。
马克思在1859年写过这样一句话：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物质条件在前，道德意识在后。
两句话的结构是同一个。先有物质，再有意识；先有仓廪，再有礼节。这不是”相似”，这是同一个命题，被两个相隔两千四百多年的人各自说了一遍。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真的读懂了管子，你不会反对马克思。
如果你真的读懂了马克思，你会承认管子。
主张”扔掉马克思、回到老祖宗”的人，两边都没读懂。
关于《管子》这部书
《管子》托名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年），但实际是历经数百年由多人编订而成的合集，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形成现在的样子。
对本文来说，只需要确定一件事：
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最迟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以书面形式流传。
《管子》不是一部讨论形而上学的书。它讨论的是治国——财政、粮储、货币、人口、维持政治秩序的物质条件。
正是这一点，使得它和后世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比较。它和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不在同一个对话里。它和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在同一个对话里。
只是早了大约两千年。
第一组对应
物质条件与道德认识的形成
《管子·牧民》：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马克思，1859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分析
两段话都把物质条件放在意识之前。道德范畴——礼节、荣辱、道德、意识形态——都被处理成派生的东西，不是源头。
差别在于形式。管子说的是治国实践中的观察：仓廪不实，谈礼节没用；马克思说的是一个理论框架，他要用这个反转去重写整个历史哲学。
但反转的方向是一样的。
这一点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本里被讲了几十年，但讲的时候几乎从不提管子。仿佛这个洞见是1859年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诞生的。
它不是。
它在公元前的齐国，已经被一位地方官写进了治国手册。
第二组对应
物质条件与政治稳定
《管子·治国》：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分析
这段话讲的是：政权的稳定，取决于人民的物质状况。
现代政治学里有一个研究方向，叫”经济条件与政权稳定性的相关性”，依靠跨国数据回归来验证。
管子用了二十一个字。
两者方法不同——现代研究依靠经验数据，管子依靠治理经验。但方向是一样的：一个吃不饱饭的政权，不可能长久。
这是一句不需要争论的常识。但奇怪的是，标准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追溯这一命题的起源时，从来不追到管仲那里去。
第三组对应
社会功能的分化
《管子·小匡》：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
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中讨论分工是生产力的来源。
分析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理论。斯密讲的是生产过程内部的工序分工——他著名的扣针工厂例子，是讲一个工人专做拉丝、另一个专做切断、效率因此倍增。
管子讲的是社会层面的职业分化——士农工商各居其位，社会秩序由此维持。
两者关心的不是同一件事。但它们共享一个结构性洞察：一个职能分化的社会，运作方式和职能未分化的社会不一样。
斯密把这个洞察扩展成了一整门经济学。管子把它当作治理常识。
同一个洞察，在一种传统里成了学科的奠基，在另一种传统里成了脚注。这本身值得想一想。
第四组对应
国家干预与市场稳定
《管子·轻重》：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
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
这段话讲的是粮食市场的周期性失衡：丰年粮贱无人买，连牲口都吃人吃的粮；荒年粮贵到不可思议，路上饿殍遍地。
《轻重》篇给出的对策也很直接：丰年国家收购，荒年国家抛售。用国家的力量，反着市场周期来。
分析
凯恩斯1936年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反周期财政政策”。这被认为是20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但反周期调节的基本逻辑——市场会周期性失衡、国家可以在低买高卖中稳定经济——不是凯恩斯发明的。它在公元前7世纪的齐国就已经在做，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形成系统的论述，并通过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常平仓制度一直运行下去，直到清朝。
凯恩斯的贡献是真实的。他用现代货币经济、现代银行体系、现代劳动力市场为框架，把这个古老的逻辑数学化、理论化。这是一项专业工作。
但如果你的经济学教育告诉你，“反周期调节”是凯恩斯的发明，那么你的经济学教育漏掉了大约二十六个世纪。
第五组对应
作为社会工具的货币
《管子·国蓄》：
黃金刀布者，民之通施也，故先王善制其通施以御其司命。
分析
这段话定义货币的方式很特别：它不问黄金本身有没有价值，它问黄金做什么用——它是流通的工具，是国家用来调节人民赖以为生的事物的手段。
这是把货币视为社会关系的视角，不是把货币视为内在价值物的视角。
后者——黄金因为是黄金所以有价值——主导了欧洲经济学到很晚。直到马克思之后的货币理论，才系统地把货币作为社会关系来处理。
管子从一开始就没有走过那条弯路。他不需要反驳”金属内在价值论”，因为他从来没接受过这个前提。
关于传承
《管子》是否直接传入欧洲经济学？目前没有清楚的文献证据。
两种可能都成立：
1. 平行发展——相似的物质条件产生相似的分析路径。一个国家要喂饱人口、调控货币、稳定粮价，迟早会想到差不多的办法，无论它读没读过别人的书。
2. 间接传播——思想通过制度、贸易、传教士的记述、欧洲对中国治国术的间接了解，悄悄流入欧洲早期政治经济学。这条路径不留明显的文本痕迹。没有人引用《管子》，但论证方式有时会重现。
本文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判断。
本文需要的是承认这一点：这些命题首次出现在文本中的时间，是清楚的。它们是否被传承，则不清楚。
本文确立了什么
四个有把握的论断：
1. 《管子》中包含若干命题的早期表述，这些命题后来成为现代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基础。
2. 这些表述与后来的欧洲文本，在具体方面具有结构上的可比性。
3. 时间差距是两千年以上的，且无可争议。
4. 这些早期文本，在标准的学科叙述中，几乎是缺席的。
前三条是关于文本本身的事实。
第四条是关于学科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个模块关心的，主要是第四条。
结语
中文读者读完这一篇，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一种反应是：那又怎样。中国古代什么都有，这种说法早听腻了。
但请注意，本文从未说过”中国古代什么都有”。本文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关于物质条件与意识、与政治、与货币的几个具体命题，在中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比西方早。 这不是文化自豪的论调，是一个可以查证的时间问题。
另一种反应是：那马克思呢。
马克思没有过时。马克思和管子讲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现代的理论形式讲了出来。否定马克思去拥抱管子的人，恰恰证明他们既不懂马克思，也不懂管子。如果他们真读过任何一个，他们不会站在这个对立的擂台上。
那个擂台是别人搭给你看的。
搭擂台的人，希望你相信你必须选边。
本文不要求你选边。
本文只要求你做一件事：自己去读。读《管子》，读马克思，读完之后再来想，“传统vs现代”、“中国vs西方”这套对立，是真的存在，还是有人为了某种目的，硬塞给你的。
> 3.1.2 《孟子》论恒产与恒心
< 3.1 中国先秦至宋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典理论的文本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