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Lesson 3.1.3
司马迁《史记》与历史分析中的”利
关于本文的说明
本文比对司马迁《史记》（约公元前94年）中的若干论述，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中的几个主要分析方向——尤其是亚当·斯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所代表的方向。
比对是文本性的、结构性的、方法论性的。
本文不主张这些之间存在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除非有可考的文献证据支持。本文的目的，不是用某种简化的方式重新分配思想史上的”首发权”，而是指出一件事：后来在欧洲被理论化的若干分析模式，在《史记》里早已经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出现过——并思考这种重叠对于学科史的写法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部书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6年），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编撰《史记》——一部从远古到他自己时代的大型史书。
和本文最相关的，是《史记》第129卷，《货殖列传》。这一卷里，司马迁集中讨论了几件事：
——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地理条件和经济专业化的关系
——财富积累的规律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
——人在经济活动中那些反复出现的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做的事：
它不构造抽象理论。它不立公式。它把这些观察嵌在历史叙事和人物传记里，让一般规律从大量具体案例中自己浮出来。
这种写法本身，就是这一卷的方法论立场。
开篇三句
《货殖列传》开篇就给了三句话：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司马迁在这里说了三件事：
第一，人的活动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围绕”利”展开。
第二，这个规律穿透社会等级——上层、下层都被它管辖。
第三，对财富的欲望，被视为人的一种持续特征，不需要学，本来就有。
这三句话不是假设，不需要论证。
它们是观察前提——后面所有的历史分析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上。
第一组对应：把”利”作为分析起点
司马迁的提法是一个经验观察的概括：人的活动倾向于聚集在追求利益的方向上。
斯密在《国富论》里有一个结构上可比的提法：经济交换主要起源于自利，而不是源于善意。
关键差别：
——《史记》给出的是有历史根据的观察
——斯密构造的是一套关于市场协调的系统理论
结构上的对齐：
两者都把”自利”视为理解大规模经济行为的分析起点。
更精确地说：
《史记》记录了一种基于历史观察的、对自利行为的承认；这种承认，在结构上可与后来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表述相比较。
第二组对应：用物质条件解释历史
《货殖列传》里，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反复强调三件事：
——物质机会
——地理条件
——经济激励
其中有一段话给治理策略排了序，把”顺应物质激励”放在”道德教化”之上。
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有一个相关的提法：物质条件塑造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更广泛过程。
结构上的对齐：
——都把物质条件作为解释的优先方向
——都把意识形态视为派生的、次级的
形式上的差别：
——司马迁通过历史叙事展开
——马克思把它形式化为理论框架
更精确的说法：
《史记》示范了一种持续的历史分析实践——用物质条件去解释社会行动；这种实践，后来被历史唯物主义形式化。
第三组对应：经济地位与社会分化
《货殖列传》里给出了一个清楚的关系：
经济差距越大，恭顺、畏惧、依附的模式就越容易复现。
这不是道德判断，是对社会行为规律的观察。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有结构上可比的若干承诺：
——经济地位是生命机会的决定因素
——不同阶层有可被识别的行为模式
——阶级、身份、社会行为之间有持续的相互作用
共同结构：
——经济地位在分析上是首要的
——社会行为是有规律的，不是随机的
——这些规律会随时间复制自身
形式上的差别还是同一个：
——司马迁靠历史细节、靠案例铺陈
——韦伯靠系统的概念框架
关于方法论形式
《史记》有一个值得专门指出的特点——它的方法：
一般规律不是先抽象出来的。
它们是从有结构的历史叙事里被归纳出来的。
这种方法，和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有方法论上的相似——后者也强调经验和历史分析，反对抽象建模。
这种相似不一定指向直接传承。它更可能说明的是：
当面对相似的分析问题时，不同的知识传统会发展出相似的方法论方案。
关于传承
《史记》进入近代欧洲经济思想的传播路径，是有限的、片段的。
从17世纪开始，耶稣会学者和后来的译者把中国历史和经济思想的一些片段介绍到欧洲。但**《货殖列传》这样的关键章节，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关键时期，并没有完整的西方语言译本广泛流通**。
现有证据支持：
——欧洲对中国分析传统可能有间接了解
——但没有确证显示其对某部具体的经典著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因此，独立发展和部分知识接触，两种解释都成立。
这一段值得多想一下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这句话被中国读者引用了两千年。但绝大多数引用，是把它当作世故的感慨，是写在劝世诗或者励志文里的”人性如此，没办法”。
可如果你认真读《货殖列传》——这句话不是感慨。这是一个分析陈述。
司马迁不是在叹气，他是在说：人的活动有规律，规律的核心是利，所有政治、道德、教化都必须建立在承认这个规律的基础上。
这是一种冷的眼光。
不带价值判断。不站道德高地。承认人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谈怎么治理这样的人。
这种眼光，主流的中国传统不喜欢。儒家不喜欢这种眼光，因为它把”利”放在了”义”之前。两千年的注疏体系一直在试图把司马迁这一段软化掉——说他是在批判、是在讽刺、是在以反语劝人重义轻利。
但司马迁本人并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富者，人之情性”——富，是人性，不学就会想要。
这一句话被儒家话语包了两千年。
今天读起来还是冷的，因为冷本来就在文本里，只是被解读层层捂热了。
这一段的意义不在”司马迁早于斯密”，而在”司马迁早就用一种被后来的儒家话语压住的眼光，看到了一件事”——这件事后来被斯密、被马克思、被韦伯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看到。
本文确立了什么
四个有把握的论断：
1. 《史记》中包含关于自利、物质条件、经济分化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运作的反复出现的分析模式。
2. 这些模式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呈现，而不是以抽象理论的形式呈现。
3. 结构上可比的分析框架，后来在欧洲经济和社会理论中以更形式化的方式出现。
4. 这些较早的中国材料，通常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的标准学科叙述。
把这四点合起来看，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察：
历史文本和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严格线性的；学科的”集体记忆”，反映的可能是选择，而不仅仅是时间顺序。
这一篇能开出的论文题
一、
《货殖列传》与《国富论》的系统比较，聚焦于自利和经济行为的处理方式。
（经济思想史方向）
二、
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是否知道更早的非欧洲先例——以基于案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为切入点。
（比较方法论 / 知识社会学方向）
三、
像《史记》这样的文本为什么、以何种方式、被排除在标准学科叙述之外。
（学科史 / 课程设置研究方向）
> 3.1.4 《盐铁论》与早期国家—市场论辩的历史考察
< 3.1.2 《孟子》论恒产与恒心
< 3.1 中国先秦至宋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典理论的文本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