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Lesson 3.1.2
《孟子》论恒产与恒心
关于本文的说明
本文比对《孟子》中的一段文字与马克思关于物质条件和道德意识关系的若干论述。
比对是文本性和结构性的。
本文不主张这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除非有可考的文献证据支持。本文的目的，不是确立某种强意义上的”谁先谁后”，而是指出一个早于现代社会理论两千年、却已经被清楚说出的命题。
关于这部书
《孟子》记录了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的言论，由其弟子在战国时期编订。它后来成为四书之一，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教材之一。
和《管子》不同，《孟子》进入欧洲的路径是部分有据可查的。从17世纪开始，耶稣会传教士陆续将其中段落译成拉丁文，这些译本在欧洲知识界流传。
这一传播史本身不能证明任何具体的影响关系，但它构成了下文比较的一个背景事实——欧洲近代思想，并不是在和东方文献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
这一段话
《孟子·滕文公上》：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直译：
“没有稳定的财产却能保持稳定的心志——只有士这个阶层能做到。至于普通人，没有稳定的财产，就没有稳定的心志。一旦心志不稳，就什么放纵、偏邪、邪僻、奢靡的事都做得出来。”
这段话在说什么
孟子在这一段里说了三件事，而且这三件事是连着的：
第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道德的稳定（恒心）依赖于物质的稳定（恒产）。没有恒产，就别指望恒心。
第二，这个依赖关系的方向是从物质到意识——是恒产决定恒心，不是恒心决定恒产。
第三，士这个阶层是例外。受过教育、经过文化训练的少数人，可以在物质不稳定的情况下保持心志。
第三点很关键。
孟子没有说”所有人的意识都被物质决定”——他说的是这件事在不同阶层之间分布不均。普通人被决定，士不被决定（或者说被决定得少一些）。
这是一个分化的模型，不是一个普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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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克思比较
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里有几个特征：
第一，物质条件塑造意识形成的环境。
第二，异化的体验不是均匀分布的——它取决于阶级位置。
第三，脱离物质条件去推动道德或政治的转变，效果有限。
把这三点和孟子那段话放在一起看：
——两者都把物质条件作为意识形成的首要解释方向。
——两者都区分了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对这种关系的承受方式。
——两者都把”脱离物质条件谈道德”看作不切实际。
时间间隔大约是两千年。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论述包含了对劳动、价值、资本的具体机制分析——这些在《孟子》里没有。这里讨论的是结构上的对应，不是理论上的等同。
关于传承
到17世纪，《四书》的部分段落已经被耶稣会传教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知识界中流通。
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过当时可见的儒家思想译本。
这并不证明马克思直接读过《孟子》。
但它说明一件事：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发生在一个并非完全封闭的知识环境里。
这一段话留下的问题
孟子的这段话——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给出了几样东西：
——物质和道德之间的条件关系
——这种关系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不均匀分布
——一个治理上的推论：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的物质条件，社会秩序才有基础
——一个例外：受过文化训练的少数人可以部分摆脱这种依赖
最后一条值得多想一下。
孟子说士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这听上去像是给士这个阶层一个特权——他们有道德的特权，可以不被物质条件约束。
但这也可以反过来读：
士这个阶层之所以能”无恒产而有恒心”，是因为他们的恒心本身是被另一种”产”养起来的——不是田地，是文化资本、是俸禄、是被供养的资格。换句话说，士不是真的不依赖物质，而是依赖另一种物质——只是这种物质被包装成了”修养”。
孟子有没有看到这一层，我们不知道。
但这一层一旦被点破，《孟子·滕文公上》这一段就不再只是”治国手册”——它同时成了一个关于道德话语如何被阶级位置塑造的早期文本。
谁有资格”谈道德”？谁负担得起”谈道德”？谁的”恒心”是真的，谁的”恒心”是被别人的劳动供养出来的？
这些问题，孟子那一段话里都已经潜伏着。
只是后来两千年，主流的解读把它当成了”君子的高尚”，没有把它当成”阶级的真相”。
本文确立了什么
四个有把握的论断：
1. 《孟子》中包含一个清楚的、关于物质条件与道德意识之间关系的论述，并且明确指出这种关系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不均匀分布。
2. 这个论述在中国政治思想中长期起作用，是治国伦理的基础文本之一。
3. 这部书的内容自17世纪起即在欧洲知识界中流通。
4. 标准的现代社会理论叙述，通常不把《孟子》纳入这一脉络的讨论。
第四条不是关于文本本身的事实，是关于学科如何选择性地讲述自己的历史的事实。
> 3.1.3 司马迁《史记》与历史分析中的”利”
< 3.1.1 《管子》与经济唯物主义的源头
< 3.1 中国先秦至宋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典理论的文本比较